全球史研究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

全球史研究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

全球史研究作为历史学领域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文明教授在第六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上，系统梳理了全球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未来趋势，为学界提供了重要参考。

2022年11月5日上午，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文明教授应邀在第六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上作了题为“全球史书写的多元实践及其发展趋势”的主旨报告。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主办，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江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中心承办。论坛的主旨报告环节由《世界历史》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徐再荣研究员主持。

刘文明教授首先指出，全球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70年代，少数学者进行全球史书写的倡导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史开始兴起的探索阶段，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历史学在全球史发展的影响下出现“全球转向”的阶段。

刘文明教授指出，20世纪50-70年代少数学者倡导并采用全球史观进行历史书写，且多为宏大叙事，以世界通史的编纂为主要形式。这一时期的全球史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威廉·麦克尼尔、马歇尔·霍奇森、列夫顿·斯塔夫里阿诺斯以及英国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此时，以周谷城、雷海宗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西方中心论”进行反思。这一阶段西方全球史学者的世界史研究基本理念可以被概括为四点，即全球视野（global perspective/global view）、反对欧洲中心论、整体观以及互动观。

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史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全球通史撰写，而是在坚持原先全球史研究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中观层面的、区域性、专题性的研究，全球史的研究进入到兴起阶段。1982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历史学会”，1990年又创办了《世界历史杂志》，以杰里·本特利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培养全球史方向的研究生。在刘文明教授看来，这一阶段全球史学者在不同领域进行的探索可以概括为四条路径：文明互动和跨文化互动、生态环境视角的物种交流与疾病传播、世界体系视角的世界历史变迁以及加州学派的交互比较研究。其中文明互动与跨文化互动这一路径占据主流，其代表作有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1963）、菲利普·柯丁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1984）和杰里·本特利的《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1993）等。生态环境视角的物种交流与疾病传播研究，由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倡导，代表作包括他的《哥伦布大交换》（1972)和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1976）等。世界体系视角下的世界历史变迁路径是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特征是将不同区域放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去思考，代表作包括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和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等。而加州学派的交互比较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将中国与西欧进行交互比较。代表作为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以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大分流”这一概念在世界历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阶段不同的全球史学者从西方的兴起这一共同主题出发展开讨论，但他们又因为各自学术背景的差异，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路径。此种情形说明全球史学科在发展之初便蕴含了多元性，且在日后愈加显现。

刘文明教授指出，进入21世纪，全球史的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历史学在全球史的带动之下出现了“全球转向”，并催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扩散到世界多国学界。刘文明教授认为，新的研究领域包括：新海洋史、新帝国史、跨国史、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全球中世纪史”（Global Middle Ages）等。新海洋史具有两大特征，即从陆地本位转向以海洋为中心以及将海洋作为主要互动区域，代表作品包括大卫·阿布拉菲亚的《伟大的海：地中海人类史》（2011）、苏嘉塔·鲍斯的《一百条地平线：全球帝国时代的印度洋》（2006）以及乔治·卡尼萨雷斯-埃斯圭拉和埃里克·希曼主编的《全球史中的大西洋：1500-2000》（2007）。新帝国史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帝国史学者采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帝国史研究，另一方面也受到后殖民理论、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的影响。新帝国史的特点是不再以宗主国为中心，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来书写帝国史，而是强调殖民地及其人民的能动性，从文化、性别、种族、身份认同、流动网络和宏观比较等视角来研究和理解帝国。新帝国史的著作如艾伦·莱斯特的《帝国网络：在19世纪南非和英国建立身份认同》(2001)和库里尚·库马尔的《千年帝国史》（Visions of Empire: 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2017）。过去从事美国史与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受到全球史影响后推动了跨国史的出现，他们主要采用全球史方法考察跨国现象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将民族国家置于全球视野来考察。代表作有入江昭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2004）和托马斯·本德的《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2006）。全球思想史领域的出现是全球史研究从物质领域、经济领域内的商品、人员流动等层面的研究深化到思想精神层面研究的结果，体现了全球史将关注重心从物质的流动转向到思想的流动。例如塞缪尔·摩恩和安德鲁·萨尔托里主编的《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2013）和约翰内斯·费茨因格主编的《The Worlds of Positivism：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1770-1930》（2018）。“全球中世纪”的研究主体是部分受到全球史影响的中世纪史研究者。他们认为中世纪史研究不同于近现代史的研究，有其独特性。2018年底，英国的《过去与现在》杂志刊登了凯瑟琳·霍尔姆斯和内奥米·斯坦登主编的“全球中世纪”增刊，刊出了11篇论文成果。刘文明教授指出，国内学者李腾在《“全球中世纪”概念的理论建构和批判性思考》中对“全球中世纪”这一概念做了梳理和思考，具有参考价值。

在对全球史发展的三大阶段进行详细梳理与阐释之后，刘文明教授最后对全球史的发展趋势做了全面分析。他指出，路径多元化（从概念想象到多元实践），方法实证化（从理论思考到实证研究）、对象微观化（从宏观叙事到微观个案）、视角网络化（从流动对象到网络节点）和史料原始化（从二手资料到原始资料）是全球史发展的五大趋势。刘文明教授以个人传记为基础的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和全球化中全球和地方关系演变的研究为例，重点对研究方法的实证化和研究对象的微观化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全球微观史的研究经历了从个体的跨文化流动到跨文化视野下的精神世界的转变，代表作有娜塔莉·戴维斯的《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2006）、琳达·科莉的《伊丽莎白·玛什的磨难：世界历史中的一位妇女》（2007）、多米尼克·萨克斯迈尔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2018）等。

徐再荣研究员对刘文明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简单的总结。他指出，刘文明教授的报告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梳理了全球史研究的学术脉络、研究路径和发展趋势，有助于与会学者全面理解全球史书写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纠正学界对全球史书写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参会学者的研究工作也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