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苏轼差点丢命的文坛巨案
乌台诗案：苏轼差点丢命的文坛巨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文学家苏轼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不仅深刻影响了他的仕途命运，更在其文学创作与人生态度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此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因苏轼诗文中的言论被政敌曲解为讥讽朝政，而遭御史台弹劾并囚禁。本文将带您穿越历史的长河，一探乌台诗案的全过程，从苏轼的诗文创作到政敌的构陷，再到皇帝的犹豫与赦免，最终揭示这一案件对苏轼及其后世创作的深远影响。
背景起因
北宋神宗年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这一变法旨在富国强兵，但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弊端，导致反对声音不断。苏轼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虽主张改革但反对变法派的激进措施，认为改革应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朝廷内部分为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苏轼因政见不合，遭受变法派的排挤，逐渐被视为旧党的代表人物。
苏轼因在朝廷难以立足，自请外任，先后担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职务。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如青苗法、食盐专卖法等，对此深感不满，并形诸吟咏，对新法进行批评和讽谏。这些诗文成为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按照惯例向宋神宗上表《湖州谢上表》。在这篇上表中，苏轼因其中所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同时对新法“生事”表示不满。这篇上表被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抓住了把柄，认为苏轼是在攻击朝政，反对新法。
据王铚《元祐补录》记载，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沈括。沈括在熙宁六年（1073年）巡查新法时，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上呈神宗，但当时未受重视。直到元丰二年，御史台官员才以此为由上表弹劾苏轼。
逮捕审理
在御史台的强烈要求下，神宗批示逮捕苏轼。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御史台官员皇甫僎（有时也作“遵”）携吏卒急驰湖州，逮捕苏轼。由于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他秘密遣人告知当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又派人往湖州告知苏轼。然而，由于皇甫僎快马如飞，且因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苏辙人马虽先到，但时间仍显紧迫。皇甫僎到达湖州后，态度强硬地将苏轼押解赴京，苏轼在七月二十八日被正式逮捕。
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监狱（因御史台植有柏树，终年栖息数千只野乌鸦，故又称“乌台”）进行审讯。
苏轼在御史台监狱里呆了大约四个月又十天，即从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十八日入狱，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共计130个日日夜夜。这段时间里，苏轼经历了严酷的审讯和折磨，包括不分昼夜的拷打和言语的辱骂。尽管他最初并不承认有罪，但在长时间的审讯和压力下，最终被迫认罪伏法。
苏轼在八月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的三次审讯中并不承认有干涉时事之诗，直到三十日，“却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审讯过程持续数月，直到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才奏上审讯结果。
御史台官员主要围绕苏轼的诗文进行审讯，追问其中是否含有讥讽朝政的内容。苏轼的“供状”分列了大约四十篇诗文，每篇都涉及另一个人（如王诜、李清臣、司马光、黄庭坚等），这些诗文被列举出来，御史台官员根据这些诗文指控苏轼对朝廷和皇帝多有不满，蓄意诋毁朝政。然而，这些罪状大多是捕风捉影，苏轼并未真正从事反对朝廷的活动。
多方求情
在苏轼受审期间，他的朋友们和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为他求情和辩护，其中，苏辙、王安石、朝中大臣以及曹皇后的求情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作为苏轼的弟弟，苏辙在看到苏轼的诗后深感悲痛，他上书向神宗求情，表达了对苏轼才华的认可和对案件处理的担忧。
虽然王安石与苏轼在政治上有分歧，但他也欣赏苏轼的才华和为人。在得知苏轼被捕后，王安石上书为苏轼求情，认为苏轼不应因此案而遭受重罚。
许多朝中大臣也纷纷为苏轼求情，他们认可苏轼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认为他不应因文字上的失误而遭受如此严重的处罚。
曹皇后在神宗皇帝面前搬出了宋仁宗的一句话，即宋仁宗在殿试时曾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意指苏轼兄弟。这句话触动了神宗皇帝，使得他重新考虑对苏轼的处罚。在苏轼被释放后，神宗皇帝下发了诏书，其中提到：“朕之所治，虽非圣世，但朕决不以文字之罪杀人，更不会以文字为狱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绝之唾骂！”这表明神宗皇帝对文字狱的反感和对文人的保护。
最终判决
御史台负责“推勘”（或曰“根勘”），也就是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大理寺则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的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
大理寺最初的判决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即本应原免释放。然而，御史台官员对判决结果不满，提出对苏轼等人的处罚过轻。案件转入审刑院复核后，审刑院认同了大理寺的判决。
经过数月的审讯和辩论，“乌台诗案”终于有了结果。神宗皇帝在权衡各方利弊后，决定赦免苏轼的死罪，但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一决定既体现了神宗皇帝的宽容和仁政，也避免了因处理此案而可能引发的更大政治风波。虽然苏轼保住了性命，但他的政治生涯遭受了重大打击。最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并在黄州度过了数年的贬谪生涯。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他才被召回朝廷。
后续影响
“乌台诗案”不仅对苏轼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北宋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加剧了朝廷内部新旧党之间的斗争，使得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同时，它也限制了文人的创作自由，使得许多文人因害怕文字狱而不敢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然而，“乌台诗案”也促使苏轼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峰，他在贬谪期间创作了大量具有深刻思想和独特艺术价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