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辉煌：西南联大的机构和辉煌业绩
苦难与辉煌：西南联大的机构和辉煌业绩
在行政组织方面，以常务委员会为行政领导机构。1938年12月21日，第98次常委会决议三校校长轮任常委会主席，各任期一年，本学年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因蒋梦麟、张伯苓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昆明，故没有实施轮任制度，一直由梅贻琦主持校务，由秘书主任杨振声协助。下设总务处、教务处、建设处：总务长原为周炳琳，1938年4月辞职，先后由沈履、郑天挺继任。教务长原为潘光旦，1938年10月辞职，先后由樊际昌、周炳琳、杨石先继任。建设长原为黄钰生，师范学院成立时调任院长，建设处随即撤销。1939年7月11日，遵教育部令设训导处，查良钊任训导长，仍保持“三处”的体制。按照国民政府新颁行的《大学组织法》，1938年10月26日西南联大第92次常委会决定设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成员由常务委员、常委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1939年7月以后增加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1人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委会委员和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各学院设有院务委员会，由该院各系教授会主席及教授代表组成。各系系务由各系教授会主席主持。1939年6月，常委会决议，各系教授会主席一律改称系主任，系主任由常委会聘任，各系设备、课程由系主任支配。
在学籍管理方面：西南联大的学制除了师范学院以外，本科均为四年。师范学院因有一年教育实习，学制为五年；师范专修科为三年；工学院电讯专修科一年半结业，属短训班性质，后改为两年制。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修学一年，主要是复习高中课程，成绩优秀者免试升入本科。西南联大实行学分制，规定学生在校时间4年（师范学院为5年），因此又称学年制兼学分制。学生在4年中必须修满132学分（师范学院则为156学分），毕业论文的2学分为必修科目；成绩计算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不及格的课程不给学分。按照教育部在一年级学生中设导师制的规定，专门成立了课业生活指导委员会，一年级学生的生活管理由军训队负责。党义、体育、军事训练及格，缴清规定之费用，经审查合格者方得毕业，授学士学位。
在办学规模方面：1938年7月底，教育部命令在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航空工程组的基础上设立航空工程学系。1938年8月初，又遵部令增设师范学院，将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的“教育”部分与云南大学教育系合并，成立教育学系，归师范学院。哲学心理教育学系改为哲学心理学系，仍属文学院。师范学院还设公民训育系、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系。1939年1月，遵教育部令在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内附设电讯专修科。暑假以后，师范学院与云南省教育厅合办云南省中学教员进修班（学制一年），同时开办先修班。1940年6月，遵教育部令，历史社会学系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不久，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历史学系仍在文学院。1940年秋，师范学院附属学校开学，先办小学和初中，后又办了高中，改称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1941年11月，开办三年制师范专修科，分文史地、数理化两组。因与部颁《师范学院规程》第12条规定不合，改称初级部。1944年，恢复师范专修科的名称。
此外，三校在昆明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学组织，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参加联大工作的三校教职员，除了由各校仍发给该校的聘书之外，另由联大加聘。抗战之前在三校就读的学生，入联大继续学业保留原校学籍与学号，在原学号前分别冠以英文字母“P”（北大）、“T”（清华）、“N”（南开）”，毕业时分别由原校发毕业证书。在联大入学者，学号前冠以“A”。1939年，三校均恢复了研究院，分别招收研究生，学籍不属于联大。但课程由三校教授统一开设，不分学校。北大研究院于1939年5月在昆明开始招生，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研究所所长由各学院院长兼任，各学部主任也由相关学系系主任担任。到抗战后期，北大研究院共设3个研究所，12个学部。清华研究院也于1939年恢复，到抗战后期共有4个研究所，16个学部，5个特种研究所。由于三校招研究生的人数不多，质量较高。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在抗战中存在了8年11个月，随着平津等地光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原址，留下师范学院在昆明独立建校，定名国立昆明师范学院（解放后改省属），1984年更名云南师范大学，旧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南联大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办学，创造了辉煌业绩。受战争影响，教师讲课尚无大碍，科研则需要精密仪器。可是，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尤其是文科的研究。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称，战争激起了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在烽火满天、四郊多垒之际来谈哲学，这是中国哲人的常事。”哲学研究尚且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何尝不是这样。例如，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钱穆的《国史大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成就一代名著。八年间，西南联大的300多位教师都是学业泰斗，8000多个学生（包括专科生、进修生、肄业生和研究生）都是青年才俊，其中本科毕业了3343人。后来，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61人中，有联大师生27人；在新中国产生的两院院士中，有联大师生166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含学生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8人获得了两弹一星功勋奖；还产生了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王汉斌等国家领导人。
每逢“五四”纪念日，具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联大师生便举行纪念活动，有时聚会达3000余人（包括昆明教育界、文化节界其他人士）。他们举起抗日民主的大旗，走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前列。其中，1942年初由联大师生发起，民国巨贪孔祥熙被弹劾下台。西南联大共开出1600门课程，有些课程为抗战而设，如军事桥梁、堡垒工程、卫生救护等。许多学生投笔从戎，八年间从军的学生达834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1940年入校的新生先上前线服务，有些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了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畅通，就牺牲了14名联大学生。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人才的珍惜，国民政府并没有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学生入伍。教育部声明“国家爱护人才，不赞成大学生到战场杀敌”，并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大学生之必要。”
李克强总理最近参观了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以及李公朴墓、闻一多衣冠冢等历史遗存。他无限感慨地说：“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弦歌不辍，大师辈出，延续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著名化学家杨石先回顾西南联大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联大经历了怎样一个历史时期啊！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同时涌现，给联大带来了殊荣”，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师生们都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看不到对祖国明天丧失信心的情景。”当时由于高校合并，数量减少，合并比例占西迁高校的25%。除了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之外，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组成东南联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大。其中，西南联大办学水平最高。
西南联大是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高校，看一下师资名单就知道其他高校无可企及：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赵元任、沈从文、陈岱孙、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闻一多、李公朴、钱穆、钱钟书、曾昭抡、吴大猷、周培源、费孝通、陈序经、顾毓琇、华罗庚、朱光潜、贺麟、吴晗、赵九章、王竹溪、叶企孙、钱端升、吴宓、张奚若、潘光旦、林徽因、冯至、钱端升、罗隆基、陈瑾昆、罗庸、罗常培、周炳琳、沈履、郑天挺、樊际昌、杨石先、黄钰生、查良钊、傅斯年、余冠英、杨振声、汤用彤、雷海宗、卞之琳、李宪之、杨武之、冯景兰、袁复礼、刘文典、穆旦、赵以炳、马约翰……；
学生秉承“刚毅坚卓”之校训、“中兴业，须人杰”之校歌的精神，艰苦求学，涌现的杰出人才有：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邓稼先、陈芳允、郭永怀、王希季、屠守锷、杨嘉墀、宋平、彭佩云、王汉斌、何其芳、任继愈、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何泽慧、谢玮、吴讷荪、陈忠经、戴传曾、何兆武、汪曾祺、周一良、邹承鲁、李长之、吴大观、吴庆恒、王浩杨、凤林景、黄培云……。
西南联大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由于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具有长远的眼光。国民政府的《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对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都予以财政支持。各校的办学经费，中央不少于预算总额的15％，各省不少于预算总额的25％，市县不少于预算总额的35％。《大学组织法》还规定，校长不由政府官员担任，各校不统一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由任课教师自己决定，开什么课、讲多少、怎样讲也由教师自己决定，学生可自由选择教师和课程。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培养了学生的能力，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西迁高校学生的生活问题，教育部实行贷金制度和公费制度，一律免除学费、提供住宿，为困难学生提供生活保障。著名学者何兆武回忆：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并且无需归还。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许多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算万幸，哪有钱供子女上学？当时能采取免费助学之举，实属不易。
其实，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异常艰难。东部主要城市和港口被日军占领，海关收入被切断。许多大型企业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正在内迁，又失去了很大一笔财政收入。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增加了10倍，前方有300万士兵在作战，后方有1100万壮丁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师生要安置。政府仍然为每名教授每月发120块大洋的工资、中学教师每月发80块大洋，另外还要发公务员薪水。难能可贵的是：八年间十几万学生（含部分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努力。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到中学兼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家产维持生计，连闻一多教授都上街卖刻章。师生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以大局为重，体谅政府的难处，默默地坚守岗位。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那里，教育部筹集了一些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所有的教师联名拒绝政府救济。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抗战时期广大师生都有民族气节，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