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列爵：从生物系看联大的教师队伍和科研工作

毕列爵：从生物系看联大的教师队伍和科研工作

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于1938年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大。这所临时组建的大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更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本文作者毕列爵是西南联大1941级学生，通过个人回忆详细描述了西南联大生物系的教师队伍和科研工作，展现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学术风貌。

毕列爵（41级）

西南联大师资力量之强大，当年可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50年代全国的学部委员中 有118人是原西南联大的师生，占全部的四分之一（见王刚1997年文）。生物系也算是其中的一例。那时南开大学没有生物系，西南联大的生物系是由北大清华两校生物系组成 的。清华还有一农业研究所，下设昆虫、病害和植物生理三组，每组至少有两位教授和若干 副教授、讲师、助教和研究生。这些教授们可以在生物系教课，指导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外来访问或进修人员，更经常的是与生物系一起进行各种学术活动，几乎和生物系的教授没有什么区别。如此算来，当年生物系加上三组共有17位教授，他们是：陈桢、张景钺、戴芳澜、汤佩松、殷宏章、俞大绂、刘崇乐、李继侗、娄成后，沈嘉瑞、吴素萱、赵以炳、杜增瑞、彭光饮、吴蕴珍、陆近仁和沈同。要知道：那时生物系本科的学生，四个年级加起来，也不过是40人（最多不超过50人），研究生不超过10人，17位教授几乎平均每人只教不到3个学生！生物学向来是冷门，学生很少，联大刚成立的几年，是两校学生相加，还算是较多的，也不过如此。我自己就有过经验：我和梅祖彤二人读比较解剖学，就有两位老师教我们两个 学生：吴素萱教授讲课，沈淑瑾教实验课。这种情况很多，在那时是正常的。有几次上课中间，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两位老师带着两个学生一同到郊外去躲警报，又一同回来。

不仅师生比例如此，西南联大生物系教授的学术水平很高，当年也是很突出的。1948 年，中国有了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些院士，在台/至今仍有效）。这批共81位院士中，有19位属于生物科学的（分别选自动、植物学、生理学和农学），西南联大生物系和农科所占6位，即三分之一弱，他们是：陈桢、张景钺、戴芳澜、汤佩松、殷宏章和俞大绂。50 年代，中国科学院又增加李继侗、刘崇乐和吴征镒（那时算学部委员）。吴是1937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西南联大时期还是一位助教和研究生。1979年以后，又增加了徐仁、娄成后、王伏雄、裘维蕃、陆宝麟和沈善炯。这6位院士，沈是1942年的大学毕业生，其他5位是当年的青年教师或研究生。到此为止，西南联大生物系和农科所三组共产生过15位院士！我们只要想一下：我国现在有32个省、市、自治区，有一千多所大学和数不清的研究所，其中有很多是连1个院士也没有，就可明白这是怎样的一支科学力量！这还不包括不少曾在生物系访问或者进修过的外来人员，后来也被选为院士，如陈华癸等在内。

当然，院士在当年生物系、农科所三组的全部教师和就读的学生中毕竟是少数。但在其他的师生中，无论是在当时或后来，有很大一部分出类拔萃的或比较著名的教授或科学家。1952年起，北大、清华和燕京三大学的生物系合成北大的生物系，来自当年西南联大的那一批，很多后来都成为一、二级教授，又在生物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上，有形无形地造成国内领袖群体的地位。 ”
要把这一批最有贡献的教授们的学术成就一一说清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也许只有他们各自的及门弟子才有这个能力。但可以笼统说的是：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某一专门学科，或某一特殊问题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奠基人或少数几个奠基人之一；他们的成果放在同时期国外同行的同类工作中，毫不逊色；他们在国外同样受到同行们的尊敬。至于其余那一大批师生，他们后来分散在各地，包括部分移居国外的，几乎绝大部分是勤勤恳恳，扎扎 实实，十分认真地做自己的工作，也或多或少做出不少成绩。在国外，有许多人在自己的工 作领域中，以其特别突出的成就在同行中享有盛誉，例如牛满江、林从敏、陈培生、王启无、 姜淮章等。

西南联大生物系的科学活动是既普遍又经常的。这给学生以极大影响。那时，在我们的脑子中，做科学研究是和教书一样，是教师这个职业题中应有之义，不做研究才是例外。西南联大只要是教师，无论担任什么行政职务，没有不上课，不做研究工作的。院长、系主任、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并不例外，并且常常由年龄较长、学术上更有成就的老教授担任，即便是梅贻琦和蒋梦麟，他们当初也都是教书多年的。西南联大没有后来那种纯粹是行政干部的院长、系主任、教务长。另外，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当然也有增加薪水，提升职称，出国留学，学术奖励这一类的事，但这些都是教师们教书和做科学工作达到某一水平之后的自然的果，而不是要做这些事的因。实至名归，水到渠成——自然会有增薪提级、留学、奖励这些事。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一位教师为了职称才做科学研究，更不会有一旦获得了所希望的职称，研究便终结的事。西南联大大约没有一辈子只发表过一篇文章的例，除非有别有原因。

教授们为学各有专攻，学生们不可能对之懂得很多很透，但大体上对自己的老师们的工作范围或大意还是听说过的。例如我们都知道陈桢研究金鱼的遗传，汤佩松研究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殷宏章研究植物生长素，戴芳澜研究真菌，沈嘉瑞研究甲壳类动物，杜增瑞研究扁形动物等等，我们还亲眼见过曹宗巽种的夜来香，牛满江养的蝾螈。有时从同学们的毕业论文题目也知道老师在研究什么，因为这常常就是老师工作的一部分。例如我们的无脊椎动物学是沈家瑞教的，上实验课做螃蟹时，牛满江就说沈先生是螃蟹专家，大家有问题快问。听老师们的学术报告是了解他们研究工作的另一好机会，因为内容大都和各人自己的工作有关。“耳濡目染”这句老话是真的。

作为学生，自然要为自己有这样一批好的老师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普遍具有的一种心情。我还记得当自己知道具有国际名声的刊物《生物学季评》（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上，中国只有两个人在那上面各刊过一篇论文时，十分惊奇，便不管懂不懂，硬着头皮往下读，并特向同学们谈到这件事。这两个人刚好一位是李继侗，另一位是汤佩松。

生物系的科学活动中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每星期四下午四点以后的seminar（学术讨论会）。大约每一位教师都得参加，轮流报告，研究生也参加，高年级学生只自由参加而不作报告。通常是早一两天公布报告人的名字和题目，到时报告人先作报告，然后大家讨论。讨论有时十分热烈，学生也有发言的，尤其是研究生，但很显然，最无保留的是李继侗和汤佩松，他们有时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报告人的错误。我们首先是从这里获得很多在课堂上还听不到的新知识。那几年很热门的般尼西林（青霉素）、DDT、磺胺、维生素、多倍体都是在这里知道的。殷宏章还讲过李森科的植物阶段发育学说，大约过10年之后，这才被收入马克西莫夫的教科书中。汤佩松系统地讲过他自己的关于呼吸作用（的研究），潘尚贞（化工系教授）讲过发酵，张景钺讲过泥盆纪和奥陶纪的古植物，等等。学生边听着，边捉摸平常怎样去读书。在西南联大，这种学术讨论会，干起来似乎毫无困难，能够年复一年地十分自然地继续下去。

除这种定期的学术讨论会之外，西南联大还有数不清的演讲，有学术性的，也有非学术性的，后者大都是与当时大家关心的时事有关。生物系也曾有几位校外专家来作学术报告，我记得起的有著名的英国生化学家，以独擅中国科学技术史而驰名世界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英籍华人著名的生理学家林可胜（Robert Lim）和自北京出来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李来过两次，有一次还在图书馆南面的空地上，由梅贻琦校长陪同向全 校学生讲话。还有一次是傅斯年在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几天讲的，他说：汪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和学生，其实他在孙那里不过是一个秘书——书记翩翩而已。西南联大和当时许多学校不同，没有规定每星期一上午必有的总理纪念周，而是每月一次的国民月会。这 个月会没有任何仪式，说是师生一起参加，事实上，大概除了军训教员（毛鸿），后来还有训导长査良钊外，从未见有哪位教师参加过，学生也从未到齐过，常常是稀稀拉拉的几十百把人，毫无秩序地站在那里，还可以随时离开，也可以随时进来。讲话的多半是梅贻琦，有时委托别的人，例如有一次是由全校防空委员会主席李继侗讲话。那时西南联大的防空， 就人的安全来说，除了各自跑到郊外，自找一个较隐蔽的地点躲藏一下之外，几乎再也没有第二个办法了。李先生并不强调我们如何保证安全，只再三强调：大家离开了学校，到了 校外，便只有昆明市民的身份，一定要听昆明市防空人员的指挥。林可胜和胡先骕的报告是在生物系内讲的。林介绍他与汤佩松等合作关于如何加强中国士兵的营养的工作，胡则几乎讲的全是被日本占领后的北平的许多情况。他要求大家不要记笔记，因为他还要返回北平。

在图书馆外空地上，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来讲过一次，他是由蒋梦麟陪同的。听众似乎很多像我这样的学生，只是在这一次才见过我们三主委之一的蒋梦麟。另一位张伯苓也只见一次，他是在一个大食堂跟我们讲话才见到的。时事报告很多，这多半是由文法学院的著名教授们讲的，如燕树棠、崔书琴、钱端升、潘光旦等（闻一多、张奚若、吴晗等则是1943年以后）。但有一次是化学系著名教授曾昭抡讲他旅行西康（今四川西部）的观感。他还带回一件藏族同胞普遍使用的斗蓬式的长披肩（叫氆氇）给大家看。他讲鸦片在当地惊人的普遍，并不是如我们所想像的只有有钱人才在家中舒服的烟榻上抽烟，而是几乎每—个破烂不堪的村庄都有鸦片烟馆。他说，在许多用泥土垒成的已破烂的房屋的墙上，开 一个洞，过路的人，多半是很穷的，也包括帮助曾等扛行李的苦力，站在洞外，交钱之后，立即由洞内伸岀一管烟枪来，交钱的人站在洞外口含烟管的一头，洞内的人给他在另一头点火，于是呼呼地便吸了起来。曾还讲，他看到一个破烂大门两边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亦乐此”，下联是“乡人皆好之”，横匾是“云雾窟”，他一边捉摸是什么意思，一边进去看看，原来正是一个鸦片烟馆。

1941年清华大学30周年校庆，各系同时分别举行为期1周的学术报告会（不停课）。 生物系除了本系和农科所三组自己的老师们之外，还请有校外专家来作报告。我记得起的有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张玺，生理研究所的经利彬，某医学院的姚永政等。张讲他的研究工作：软体动物（张后来是在青岛的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经讲某些中药的药理学。姚在未来演讲之前，我们就听说过他冒生命危险，不怕感染，深入到滇西的瘴区， 研究恶性疟疾。他在恶劣的气候，艰苦的吃、住、行条件，尤其是疟蚊的肆疟下，呆了很长时间，解剖过几千蚊了，最后弄清楚了当地疟疾原虫的生活史，知道为害人类已千百年、神秘莫测的所谓“瘴气，不过是由某些疟疾原虫通过某些疟蚊传染的恶性疟疾！姚那时很年轻，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十分用心地听他的报告。姚后来是在武汉的协和同济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专为这一次报告会所编的《国立清华大学三十周年纪念专刊》的《科学报告》第三卷第一号（生物心理）上，载有由22位作者（不包括校外人士）写的20篇论文摘要 （1941）。

这一次科学报告会的内容十分丰富精彩，但形式很简单朴素，给我们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样的，全校性的纪念大会也十分简单朴素，只挑选一个黄昏时刻（避免有空袭警报）， 在拓东路迤西会馆（工学院所在地）场院开了一个大会。参加的人并不太多，在新校舍（除工学院外的各院系）的各系学生只派代表1-2人参加。梅贻琦、4位院长（冯友兰、陈岱孙、吴有训、施嘉炀）和教务长（潘光旦）参加了，并有一张后来流传很广的6人照片。云南省的龙云主席也参加了，他和梅另拍的二人照片，也同样流行。那时扩音设备很稀罕，但这次大会上居然有了，当梅贻琦讲一两句后，扩音器忽然大声叫起来，梅立即说：“吓我一跳! 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声音，这么难听！”据说会后只有参加大会的老师们有一次聚餐，学生各自回食堂吃饭。

1941年在西南联大，左起依次为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 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学生们的毕业论文大部分是老师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尤其是研究生。同学们彼此都熟悉、别人是请哪一位教授指导以及题目大体是什么。同学们之间也很关心，常常互相帮助。我自己曾为王伏雄送过油松（Keteleeria）的花，为简焯坡送过兰科的，为吴征镒送过杜鹃花（Rhododendron）的标本，还和刘德仪一同去偷过英国花园（英国领事馆设在城外的花园）内的花（刘和李仲镠的论文是昆明的花卉），为朱宁生采过蜘蛛。最有意思的是梁家骥作的是由沈同指导的有关营养学的题目，我和曾实（化学系同学，后来是北京航天大学的教授）心甘情愿地做他的“试验动物”，每天向他报告我们都吃了些什么，还送一份尿样给他。这些帮助不一定当真都管用（不做那个题目的人所釆的东西不一定合用），但我们做得都很高兴，很认真。

像西南联大这样的科学气氛，即使到了今天（已过了 60年了），虽不能说是只此一家，但还不是很普遍。当年来自北大、清华、南开，后来仍坚持的科学研究一直是普遍、长期和高质量的。兼具这几点是不容易的。

（选自作者《杂忆西南联大》）

*[1]毕列爵. 从生物系看联大的教师队伍和科研工作[J].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 1999(25):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