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诛九族中活下来，只有一个条件
想在诛九族中活下来，只有一个条件
在古代，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常常采用一些残酷的刑罚来惩罚罪犯，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诛九族和满门抄斩。这两种刑罚都涉及到了罪犯的家族成员，一旦被判，整个家族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如果家中有个15岁以下的男孩，还是有保留家族的血脉的可能。
“诛九族”，一个听了让人不禁胆寒的名词，作为历史上特有的一种残酷刑罚而广为人知。所谓的“九族”，涵盖了犯罪者的父系、母系和配偶系家族，具体包括父族四代、母族三代和妻族两代，统称为九族。
“株连九族”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与法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通过亲属连带受罚来强化威慑，维护统治。这一制度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夏商时期，《尚书》中已有“罪人以族”的记载，但真正系统化始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商鞅在秦国推行“什伍连坐”，要求邻里亲属互相监督告发，使连坐成为国家法律。秦汉时期，“夷三族”成为针对谋反等重罪的常规刑罚，而隋唐以后，“株连九族”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在某些极端案例中（如明成祖诛方孝孺“十族”）牵连门生故旧，以震慑士人集团。
制定这一制度，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巩固皇权，尤其是针对谋反、大逆等直接威胁统治的罪行。古代社会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统治者认为个人犯罪与家族教育密不可分，因此株连既能斩草除根，防止复仇，又能利用家族纽带强化社会控制。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提出了“夷三族”的刑罚，这一制度在《史记·秦本纪》中有所记载：“（文公）二十年，法初有夷三族之罪”。关于“三族”具体指的是哪些亲属，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在汉代，张晏对《史记·秦本纪》的注解中提出，“三族”指的是“父、兄弟及妻子”。而东汉的郑玄在对《周礼》的注解中则认为“三族”是指“父、子、孙”。三国时期的如淳在《史记·秦本纪》的注解中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三族”是指“父族、母族及妻族”。历史上就有名人因犯下重罪而遭受“夷三族”的极刑。例如，秦末时期被处决的丞相李斯“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很明显就成了这一制度的受害者。汉朝初期，刘邦为了稳定人心，一度废除了“夷三族”的刑罚，但不久之后又重新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株连制度逐渐变得更加系统和完善。比如曹魏时期，按照《晋书》记载：“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以严绝恶迹也。”
隋唐时期，法律体系正式确立了“十恶”罪行的标准，其中只有犯下“大逆”罪者才会遭受族刑。这一标准也成为后世施加株连族人罪名的基本依据。比如历史上的杨玄感就被诛了九族。《隋书·刑法志》的记载：“及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不过这件事也导致杨广的声望受到重大打击。唐代继承隋朝之后，李唐王朝吸取了隋炀帝的教训，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法律。按照《唐律疏议》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也就是说，家中15岁以下的男孩会被免除死刑，以保留家族的血脉。
这一制度在宋元时期基本上得到了沿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口头上强调“严刑峻法”，但在成文法律中并未明确出现“诛九族”的条款。例如，《大明律·刑法·盗贼》规定：“谋反、谋叛，同谋者，不分贵贱，一律凌迟处死。祖父、父亲、儿子、孙子、兄弟、室友，不分异姓，儿子的叔伯、兄弟、姐妹，不分同籍，年满十六岁以上，不分轻重，一律除名、斩首；年满十五岁以上，以及母女、妻妾，以及儿子的姐妹、妻妾，一律交由家族有功之臣为官为奴。”
其他远亲能逃多远？
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朝廷真的能确保无一漏网吗？事实上，古代户籍管理虽严格，但仍存在漏洞。许多远亲可能因居住偏远、信息不通，或提前得到风声而逃亡。例如，东汉末年，董卓被诛后，其家族遭灭门，但仍有一些族人逃至羌族地区，隐姓埋名生存下来。
此外，古代交通不便，朝廷的缉捕文书传递速度有限，尤其是边疆或山区，官府控制力较弱，逃亡者往往能藏匿多年。唐代诗人杜甫的远祖杜预，其家族在西晋时曾因政治斗争被株连，但仍有族人逃至江南，改姓避祸。类似案例在史书中并不罕见，《宋史》记载，北宋权臣蔡京倒台后，其家族虽遭清算，但仍有旁支逃至福建、广东等地，甚至改姓“辛”以避祸。
然而，逃亡并非易事。古代社会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邻里之间互相监督，陌生人极易被举报。若被朝廷通缉，逃亡者往往只能遁入山林、寺庙，或投靠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例如，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后，其家族遭株连，但有族人逃至贵州深山，改姓“阮”以避祸。此外，一些官员或地方豪强可能暗中庇护逃犯，以对抗中央朝廷的权威，《史记》记载，西汉初年，部分被刘邦诛杀的功臣家族，仍有后人被旧部藏匿。
但不是什么人都逃跑成功的。但凡被夷三族、诛九族的人，都是犯下大罪的，比如谋反、叛变，而大多数下达命令是皇帝陛下，皇帝的直接命令和法司的命令是有所不同的，皇帝的指令，执行力更强，效率更高。
史料记载“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在各朝各代，为约束百姓，也是有较为全面的户籍制度的，在秦朝的户口登记表上，就会有籍贯、身份、人数、年龄等信息。
官府以籍册抓人，相对来说更容易，逃跑也就更难。在明朝，朝廷规定，农民不允许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果擅自离开，同样会受责罚。
除了逃跑还有不少人花钱买命。公元前99年，李陵仅率5000步兵，前去挑战匈奴骑兵，在浚稽山和匈奴遭遇，李陵且战且退，虽说李陵兵少，但战斗力极强，歼灭匈奴骑兵万余人，可终归不敌数万敌军，反被俘虏。
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说情，汉武帝震怒，下令要斩杀司马迁。按照当时的法令，司马迁可以花钱买命，官职肯定不保，但可以保命，可司马迁任职太史令，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司马迁选择接受宫刑，保住了一条命。
史料记载“上以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
换言之，倘若可以接受屈辱的活着，接受腐刑也是保命的一条办法。当然了，还是那句话，法令是法令，但如果皇帝下的是死命令，被牵连的亲属也不一定能活。
在这其中，还有一个保命的办法，那就是运气了，如果官府捉拿的时间较长，一旦碰到大赦，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这条几乎灭门的条例直到清末修律，才被正式废除，但其影响仍深刻反映了古代中国法律“以刑去刑”的残酷逻辑。
“诛九族，复行轘裂枭首，磔而射之”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