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孤》背后：人贩子不认罪怎么办？

《失孤》背后：人贩子不认罪怎么办？

2024年10月30日，备受关注的郭刚堂之子被拐案在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二次开庭。这起案件不仅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也引发了社会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深刻反思。当人贩子不认罪时，法律该如何确保公正审判和定罪？本文将从法律、技术和社会救助三个维度，探讨我国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方面的努力与成效。

我国刑法对拐卖儿童罪有着明确而严厉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将面临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加重者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以罚金或没收财产。

在司法实践中，对拐卖儿童罪的认定和量刑有明确标准：

• 构成要件：主观上需有出卖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等行为之一即可构成犯罪。
• 量刑依据：根据犯罪手段（如暴力、胁迫）、拐卖人数及后果等因素综合判定。
• 特殊情形：如拐卖集团首要分子、拐卖三人以上或造成被拐儿童重伤、死亡等情况，最高可判死刑并没收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部分环节事实不清，只要查实某一环节，也可依法定罪。例如，在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中，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在二审中仍坚持只承认部分罪行。最终，法院根据现有证据维持原判，判处呼富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唐立霞无期徒刑。

在打击拐卖犯罪的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为解救被拐儿童提供了强大助力。DNA数据库的建立和图像比对技术的发展，让许多家庭重燃希望。

以余华英案为例，1996年7月，小兰、小北被余华英以类似方法拐卖。姐弟俩失踪后，他们的母亲一直在“丢孩子”的地方苦守，希望孩子能回到身边。27年后，她已头发花白。孩子被拐后，一家人四处寻找，广东、福建、湖南、云南、四川……但令人失落的是，两个孩子始终杳无音讯。直到2023年6月，侦查机关利用图像比对技术侦破案件，小兰、小北这才有了下落。

被拐儿童回家后，如何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专家建议，应建立完善的救助机制，为被拐儿童提供后续的救助和安置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雷认为，一些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庭可以按照“两高”相关工作机制，申请国家救助。在这些年的打拐案件中，社会救助机制也发挥了很多作用，司法救助、社会救助可以相互协助。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运瑞建议，司法机关加强与政府各部门以及民间组织的合作，共同构建完善救助机制，为救助工作提供良好的保障。

“要不断加强对于受害者的心理康复治疗，在生活上对其进行帮助，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融入社会生活。司法机关也要加强对受害者的后期救助服务，受害者完成救助或治疗顺利回家后，应定期进行回访，及时掌握他们的生活现状，出现问题及时给予帮助。”马运瑞说。

他还提出，建立被拐儿童安置中心，受害者被解救后，无法及时回到亲人身边的，安置中心为他们提供住宿等服务，直到他们与家人团聚；身心遭受很大伤害，一时无法进行正常生活的，安置中心的心理医生进行专业的心理疏导；志愿者帮助受害者敞开心扉，更好地学会与人交往。安置中心还可为受害者提供知识、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针对被拐儿童解救后的康复问题，有专家表示，少年儿童跟父母的依恋关系不可分离、不可缺少。如果孩子被拐，依恋关系受挫，成功解救后或许会产生很多“不良反应”：孩子不信任人，不能接受他爱的人也不能爱他人，较难形成良好的交往能力。因此，家长一定不能急于求成，可向专业人士比如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等寻求帮助，帮助孩子弥补被拐卖甚至与“养父母”分离的创伤，恢复孩子正常的与亲生父母的依恋关系。

在叶朕看来，社区、学校、家庭在儿童保护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日常教育，让他们熟记家庭地址、父母的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教育孩子不要轻信陌生人，学会在遇到危险时寻求帮助，增强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学校应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活动，与家长保持紧密沟通，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安全。提高社区居民对儿童安全的重视程度和防范意识。社区、学校、家庭互相之间加强沟通，以合作的形式共同开展儿童保护工作。”叶朕说。

从法律的完善到科技的应用，再到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我国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失孤》原型案件的最终宣判，不仅是对犯罪分子的严惩，更是法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然而，解救被拐儿童只是第一步，如何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重建幸福生活，仍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正如“宝贝回家寻子网”创始人张宝艳所说：“儿童拐卖，永远都是幸福家庭的天敌，每一个寻亲家庭都是一部血泪史。”让我们携手并进，用法治之剑斩断罪恶之手，用科技之光照亮寻亲之路，用社会之盾守护每一个破碎的家庭，让每一个被拐儿童都能早日回家，让每一个家庭都能重拾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