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进中举看科举制度：一个人的疯狂与一个时代的荒诞

从范进中举看科举制度：一个人的疯狂与一个时代的荒诞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具讽刺意味的篇章。范进五十四岁中举后喜极而疯，这一情节不仅展现了个人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本文将深入探讨范进中举背后的故事，揭示科举制度对古代知识分子的深远影响。

老秀才范进多年赴考未中，备受亲友嘲讽。直至五十多岁，他偷偷参加乡试，竟然一举夺魁，成为举人。然而，过度的喜悦让他丧失理智，陷入了疯狂之中。

范进在岳父大人的严格管教下，成功地从疯病中恢复过来，并走上了仕途，成为了山东学道，为社会做出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然而，范进中举真的是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吗？在他中举之前，他是什么样子的呢？

范进家中贫穷，母亲双眼失明，但他依然渴望参加乡试，希望能有所作为。然而他的丈人胡屠户却对其冷嘲热讽，甚至在范进的脸上吐口水，称他为“尖嘴猴腮”，并嘲笑他“不三不四”，还用“癞蛤蟆吃天鹅肉”来讽刺他的理想。

虽然处境艰难，但范进依然坚持自己的追求，没有放弃他的梦想。

范进，这个连自己的老娘都养不活的人，在中举后，立刻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不仅被自己的丈人尊称为“贤婿老爷”，更有无数达官贵人前去祝贺。

张乡绅更是将他视作至亲骨肉，赠送他一座新宅院，并且送上了丰厚的礼物，其中包括一封封雪白的细丝锭子。

当范进因为过度兴奋而陷入疯狂时，众人想要让胡屠户来吓唬他，但是这个平时敢在范进脸上吐痰的人却不敢动手。

他坚决地说：“范进是我女婿，现在做了老爷，那他就是天上的星宿，不能动不能动。”等到范进恢复清醒后，他又开始恭维：“我的这个女婿，不仅才学高，人品好，就算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有名的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出色的相貌。”

范进中举后，田产、店房、破落户仆人络绎不绝。短短两三个月，家奴仆、丫鬟、钱、米一应俱全。这样的飞黄腾达，犹如中了头奖，令人欣喜若狂。

范进中举后发疯并不足以为奇，因为在古代，科举考试对阶级的提升更为显著。以清朝为例，乾隆年间人口约为四亿，但举人的人数却只有区区一万人，这种阶级差距不可谓不大。

举人老爷的地位相当于当今的厅级官员，但数量稀少，全国大约只有2万人。这与每年毕业的几百万本科毕业生相比，数量之少不言而喻。

即使算上在京做官和生病的，平均每个县城也仅有六七个举人老爷。

如果能高中举人，那就意味着你将成为相当于处级以上官员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即使举人处于闲赋状态，他们的政治权力也远非普通百姓可比。

只要你是举人，在县里就成为了决策层，因此自然而然地拥有了许多特权。其中第一项就是：举人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明朝时期的举人享有特殊待遇，他们不仅可以豁免人头税，还可以免去田亩税。这对于主要以农业税为基础的时代来说，无疑是老百姓梦寐以求的福利。

据统计，明朝举人有400亩的免税赋额度，这无疑是一项非常优厚的待遇。

过去，一些特权阶层利用其影响力，轻松获得免税或减税的待遇，这在明朝后期尤为明显。很多平民选择将自己的土地转让给举人，以避免繁重的税负。

举人可以借此机会大规模拥有土地，实现财富自由。此外，举人还享有免徭役的特权。

在古代，服徭役是每个平民的义务，这种义务常常需要他们跋山涉水、忍受艰苦。比如修筑长城、疏浚运河等，不仅路途遥远，还要自带干粮，可以说是白干活。

因此，古代许多家庭因为服徭役而家破人亡，这在诗经《唐风?鸨羽》中也有记载。

家中最强的劳动力被强征劳役，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老人无法被赡养、土地无法耕种、妻子儿女也无法维持生活。然而，举人和其他的奴仆则享有免除徭役的权利。

虽然明朝对于免除徭役的名额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这些规定可以通过关系得到疏通。

成为举人老爷家的奴仆被视为一种特权，尽管举人老爷可能不会支付任何薪水，但免除劳役就已经是一份巨大的恩赐。

这使得举人能够利用自己的身份，获得财产和仆人的收益。而成为举人后，更是拥有了背后的权力和支撑。

在古代，师生关系被视为无比重要。这种关系不仅限于私塾先生和学生之间，还包括由皇上派去的考官和中举考生之间。

在封建王朝，成为某位考官的门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考官通常是皇帝的亲信大臣。因此，中考结成的师生关系在官场上往往最为稳固。

门生需要考官的庇护，考官则需要门生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因此，通过考试获取的功名，不仅意味着你在朝廷中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你的同门师兄弟也会为你提供丰富的人脉资源。

这些人遍布王朝的各个系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唐朝的李党、牛党和明朝的东林党。

这些人在朝堂任职或者听说有利好的政令时，会优先得到消息。即使他们不在朝廷，而是从事行商、旅行等活动，他们的同门师兄弟也会提供帮助，使许多阻力自行消散。

例如，徐霞客，他的家族都是读书人出身，有多个举人和秀才。尽管他自己不追求功名，但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读书人身份给他带来了多少便利。

徐霞客出身书香门第，各地驿站、官差都对他青睐有加。他的父亲、祖父以及关系户一路护航，使得在交通闭塞的年代，他能够独自行走大江南北，这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在古代中国，举人享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权。他们可以不用跪拜官员，与官员平起平坐。除了人命案等严重犯罪外，县官通常会给予他们宽容和照顾。

甚至在皇权不涉及县政的情况下，举人还可以处理他们所管辖的城镇和农村的财产纠纷。即使在举人尚未获得官职的状态下，他们也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如果他们在官场得意，举人将是他们的通行牌。例如，海瑞和明朝明孝宗的举人贾俊，都成为了高官，贾俊甚至达到了正二品的职位。

通过殿试中举的进士，已经成为天子门生，身处权力中枢。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就像是那一注通天改命的“彩票”，头奖的魅力历经一千四百年仍不衰减。

莲池大师，一位晚明高僧，在出家前曾经是一位有名的秀才，但他却屡次未能通过科举考试。

尽管已经出家，但仍无法释怀过去的乡试，常常翻阅《乡试题名录》。在他圆寂后，他的弟子们每次乡试放榜后都会购买题名录供奉在香案前，直到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

连得道高僧都无法忘怀中举，可见当年读书人对科举考试的痴迷程度。

成为举人不仅是升至国家核心层的途径，也能在多方面提升自己。范进的故事并非虚构，而是有真实的故事作为蓝本。

据《江南余载》记载，宋朝开宝初年，齐俞成为了一名进士，他在向皇上谢恩后走出了宫门。

他骑马奔驰，思绪万千，不禁大笑出声。然而，过度的兴奋让他一不小心从马上跌落，陷入休克。幸好附近有人及时施救，才让他逃过一劫。

当年，像范进一样年老体衰但仍然坚持求学的人并不罕见。例如，在宋高宗八年，福州人陈修就成功考取了进士。当皇帝宣读中榜名单时，他看见一位颤抖的老人慢慢走来。

于是，他询问老人的年龄，老人回答说已经七十三岁了。

“老头因专注考试而未娶妻，宋高宗同情并赏赐宫女和钱财，但考虑到他已七十三岁，恐怕享受不了太多。范进五六十岁时中举已属不易，这仅仅是《儒林外史》对于醉心科举的读书人最真实的冷眼记述。”

尽管科举制度为中国古代社会带来了阶级流动性，但它的过于严苛和单一也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和创新力。科举考试的疯狂追求让许多知识分子沉溺其中，无法从其他领域发掘新知识和新技术。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一个故事就揭示了这一点，一个自称会写诗的恶霸胡大发，尽管他的知识并非真正出自于学习和研究，但他的身份仍让他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地位和尊重。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胡大发因为其才华横溢，写的一首诗让地方官轻判了他。而他的诗歌才华也被乡里的秀才举人所欣赏，认为他有科举中举的潜力。

最后，大家都认为他值得被释放，他因为他的写文能力，从一个罪犯变成了一个不得罪的角色。

清朝书生似乎只记得朱子，却忘了汉、魏、隋、唐四朝的历史；他们只知道时文，却忘记了礼、乐、兵、刑这些基本的制度和礼仪。

科举考试的要求十分严格，考生必须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答题，且语言要模仿古人，文体需统一为八股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有固定的格式，开头必须是“臣对臣闻”，结尾则必须是“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

传统的考试方式无法真正选拔出具有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虽然皇上看重科举制度，但康熙皇帝也明确指出八股文并非最有用的选拔方式，它只是用作限制人才的工具。

长期以来，读书人对科举考试相关内容研究得炉火纯青，而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则不太感兴趣。这也导致了清朝、明朝时期我国对外面世界的日新月异漠不关心，甚至当日本已经开始研究“兰学”、学习西方知识时，我们仍然对英国的位置一无所知。

从前，贫寒的日子不堪回首，如今，放纵的思想无边无际。春风吹拂，策马奔驰，一日之间，览尽长安繁华。数不清的读书人向往金榜题名，梦寐以求成为落魄举子的范进，甚至不惜疯狂。

直到1905年9月，慈禧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开始引入现代教育体系。

枷锁在中国千年，如今寿终正寝，范进泉下有知，当有何感？有趣的是，当今仍有人梦想重走人生，一考985、211便可脱胎换骨。

然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成功是需要无数次的努力和积累才能实现的，不是德州扑克中的"梭哈"，而更像是攀登泰山的台阶，需要一步步踏实前行，逐级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