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艺到四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从六艺到四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古代典籍的分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四部法”，即将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种分类方法始于东晋，经过不断完善，最终在《隋书·经籍志》中得到确立。经部主要包括儒家经典及其注释，史部收录各种史书，子部囊括了除儒家以外的各种学派著作，集部则汇集了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

“四部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据[1]记载，西汉成帝时期，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古籍，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典籍分为六大类：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诗赋。其中，“六艺”对应后来的“经部”，“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大致对应“子部”，“诗赋”则对应“集部”，而“史部”在当时尚未独立成类。

西晋时期，学者荀勖在《晋中经簿》中首次提出“四部”分类法，将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对应经、子、史、集。这一分类方法在东晋李充的《晋元帝书目》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从而形成了经、史、子、集的分类体系。

“经部”主要收录儒家经典及其注释，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这些典籍被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史部”则收录各种史书，包括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杂史、传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史部典籍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是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

“子部”汇集了除儒家以外的各种学派著作，如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小说家等，还包括兵书、数术、方技、释家、道家等各类著作。子部典籍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多样性。

“集部”则主要收录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集部典籍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成就。

“四部法”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是一种图书分类方法，更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正如[2]所述，“四部法”与西方图书分类法的差异，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分类法重在分析，趋于细密；而“四部法”则重在归纳，体现了“不分”为法、以“归一”为法的思维方式。

“四部法”在隋朝以后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许多大型古籍丛书如《四库全书》等都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据[3]记载，《四库全书》的纂修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经过3000多人的共同努力，最终完成了这部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即“四部法”，将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又分若干小类，称之为“四库法”。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还产生了大量副产品，从《四库全书》中衍生出的相关书籍不下几十种，这些副产品也是不朽的作品。

“四部法”不仅在古代图书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分类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分类也有重要影响。虽然现代图书馆分类受西方影响较大，但“四部法”的分类理念仍具有参考价值。正如李致忠所说：“当着中国大陆要编辑《中国古籍总目》，两岸五地要编制《中国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时，估计仍要使用四部分类法，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事。”

“四部法”作为中国古代典籍分类的重要方法，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它不仅是图书分类的工具，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思想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