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体例与叙事中的大一统思想

《史记》体例与叙事中的大一统思想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仅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更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大一统观念。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通过独特的编纂体例和对历史事件的深刻阐述，展现了这一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

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天下一统。此后，秦亡汉兴，至武帝时期出现鼎盛局面。政治上采取“推恩”办法，削弱了诸侯王势力，中央集权得以巩固。这一时期经济繁荣，如《平准书》所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在外交方面，张骞通西域，这一“凿空”创举打开了中原与西域各国交往的大门。在军事方面，威胁汉朝的边患问题得以逐步解决。在文化方面，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为大一统社会提供理论武器；司马相如的大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为大一统的盛世制造舆论，整个社会呈现出昂扬向上的豪迈气概。此时也需要一部历史著作系统总结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汉代的大一统社会寻求合理的文化源头，这是《史记》大一统观念形成的社会基础。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深受大一统社会的感染，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临终前遗言：“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接受父命，立志要完成《史记》，他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父子二人都说到“汉兴”盛世修史的使命问题，可见大一统时代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司马迁看来，如果不完成《史记》，不仅没有尽孝、对不起父亲，更没有尽忠、对不起大一统的时代。

《史记》创立了五种体例。根据《太史公自序》，十二本纪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全书的“科条”，也就是全书的纲领，以历代帝王为中心，建构起三千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展现出社会更替的基本轨迹。黄帝开篇，是天下大一统的开始，此后社会虽有动荡分裂，但最终走向秦汉大一统。“十表”，以帝王作为天下核心，展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如《三代世表》始于黄帝，到共和结束，展现从黄帝到夏商周三代天下一统的历史；《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到孔子卒结束，周天子虽然名存实亡，但依然是天下共主。《六国年表》从周元王到秦二世，天下由分裂到统一再到秦亡。《秦楚之际月表》从陈涉发难到刘邦称帝，又由分裂走向一统。其后，《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六表也从不同方面彰显了西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八书”，展现了不同时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变革，也关乎大一统的社会基础。“三十世家”，认为诸侯作为藩辅，要围绕中央、保护中央，更体现了天下一统的观念。“七十列传”，记录社会各阶层人物，尤其是把中原周边民族也纳入其中，体现了天下一统的思想。这五种体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史记》纪传体以人为核心，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主体。当然，人又分为不同的阶层，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塔尖是帝王，中间是累世公卿，塔基是社会各阶层人物，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体现大一统观念的独特编纂体例。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这说明司马迁是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表达思想观念。

《史记》赞扬为大一统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物，贬斥制造分裂、制造叛乱的人物。西周时期，成王年幼，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周公平叛，天下归一，司马迁给予周公充分肯定。春秋时期，齐桓公等“尊王攘夷”，维护周天子，也受到重视。秦统一六国，《史记》予以特别关注，把诸侯国时期的“秦”也列入本纪，展示了大一统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秦王朝虽然历史短暂，但《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说：“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可见，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重要意义。就汉代人物而言，开国皇帝刘邦，此后的文帝、景帝、武帝和辅佐他们的重要大臣，以及保家卫国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也都为大一统作出了贡献，《史记》予以充分关注。即使韩信这样的功臣，司马迁对他的造反行为也予以批评。特别是“三十世家”，《自序》用了20个“嘉”字褒扬维护周天子、维护汉王朝的诸侯和贵族：“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偩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汉初，诸侯王如吴王、淮南王、衡山王等人反叛朝廷，司马迁把他们放入列传，并予以批评：“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司马迁在这些人物传记中，寄寓着鲜明的褒贬倾向。

不难看出，司马迁通过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表现出强烈的维护大一统的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司马迁深知大一统的来之不易。他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通过总结远古到秦的一统过程，发出感叹：“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由历史看现实，更增强了他维护大一统的观念。

《史记》中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的渴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独特的东方智慧。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传统价值观正激励着人们追求更加公正、包容的世界秩序。

《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其大一统思想贯穿全书，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编纂体例和人物评价中，更成为后世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司马迁通过《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和谐与共同进步的历史传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