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干书院文化：从东山书院到“文化甲江南”

创作时间:

2025-01-22 02:40:09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余干书院文化：从东山书院到“文化甲江南”

余干县，这座有着"文化甲江南"美誉的古城，自宋代以来，书院文化便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从东山书院到忠定书院，从澹湖书院到礼吾书院，这些古老的学府不仅见证了余干千年的文化传承，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理学名家。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余干，探寻这些书院背后的故事。

书院从北宋到清末，在我国学校教育史上历经千年，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教育制度。南宋时由于官学的败坏，理学的兴盛，私人讲学的书院日趋繁荣。

余干县文风鼎盛，从宋始建的东山书院等多所书院，揭开了余干古代文明神秘的面纱，这种适应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不断发展的书院制度，历经宋、元、明，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在近千年历史中，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学术的昌盛，成就了曹建、柴元裕、史泳、赵汝靓、刘伯正、胡志仁、胡居仁、张吉、段藻等理学家，使余干县成为理学名区，赢得"文化甲江南"美誉。

东山书院

东山书院，位于县城东山岭南侧。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由丞相赵汝愚从弟赵汝靓创建。建筑为木质结构，主要有云风堂、丽泽堂、谨独堂、集义堂、文昌宫，并附有孝亭祠、古城祠、理学祠、魁星阁、望湖亭等建筑。院前有石阶段04级直达街市，阶下有石坊名“入德之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讲学于此。

当年余干是理学名邑，全国理学家57人，余干籍的就有赵汝愚、赵汝靓、曹建、饶鲁、柴元裕、刘伯正、柴中行七人，其中汝愚、汝靓兄弟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交游甚密。为了宣扬理学和教化赵氏子弟，在朱熹的影响下，赵汝靓于1178年在东山岭羊角峰创建了东山书院，后几经扩（重）建、修葺，成为理学名儒游学和教授全县士子的学校，并由私办发展成官办。

1196年正月，赵汝愚在贬永州途中病故，归葬故里，朱熹来余干吊唁，忿而留住书院，一边讲学，一边注释《离骚》，使东山书院名声鹊起，成为除白鹿洞书院外,在江西很有影晌的书院之一，与陆九渊主持的贵溪象山书院和辛弃疾创办的铅山稼轩书院齐名。东山书院基本照搬了白鹿洞书院的办学模式。主持人称山长，下设主讲，副讲、助教等职，课程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及理学家的“讲义”、“语录”等。东山书院历时约730年，曾两度废弃，经过五次重建，共有七位名士为之作记，直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后，东山书院改办小学教员讲习所，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南宋末年，因赵汝靓子孙穷困，书院被跟随知州来余干当差的北方人所据有。据道光版《余干县志》，宋恭帝被金兵虏滞幽燕之地的第三年(1277年)，邑人李荣庭不忍心书院被废弃，变卖家产，倍价赎回，重办书院。并托人捎信给谢枋(bǐng)得(宋末弋阳县人，号叠山，进士，曾任信州知州，宋末爱国英雄，抗金失败后，元兵劝降，他绝食五日而死)，意欲请其坐堂，谢枋得在军务十分繁忙之际，作《东山书院记》，赞扬李荣庭，志向高远，深明大义。并把他与历史上重视教育的圣贤伊尹、傅说相类比，认为他“亦知学之有功于天地”。李荣庭是南宋名将李显忠的孙子。李显忠在抗金北伐失败后，谪迁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市)，途经余干，其子李思颜便定居余干县北隅。李荣庭即李思颜儿子，是当时余干著名的有识之士。

元顺帝至正(1341~1370)末，天下大乱，院屋又被战火所焚。此后百余年，东山书院首次被废弃，院址被昌国寺占用。直至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知县沈时从寺中取回基地，重建东山书院，恢复旧观。时任江西承宣布政使司的参政(从三品，相当于今省长助理)、余干鹭鸶港乡湾头村人刘宪作《东山书院记》，详细记述了重建过程，盛赞县令沈时等人重修书院，“其有功于世教不少，非徒一朝游观之乐而已也。”

东山书院旧貌

不久，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姚源王浩八等发起抗暴起义，东山书院又被战乱焚毁。正德六年江西布政使(相当今省长)任汉捐资百金，右参政董朴捐资五十金，倡议复建。又因羊角峰，孤峻多风，不宜讲学，提出将书院迁至中峰(今余干宾馆中楼处)，于是令知县徐冠丈量中峰地。东西得二十八丈，南北七丈。居中建堂五间，南向，东仍建云风堂，祀朱文公、赵氏兄弟及邑贤曹建、饶鲁、柴元裕、柴中行、刘伯正等人；西建讲堂；又建东西廊房，供主讲学者居住。江西提学副使李梦阳曾撰《东山书院记》详述其事。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书院被改为官署，这是东山书院笫二次被废弃。八十年后的清顺治十年(1653)，江西屯田道员翟凤翥巡察余干县，责令知县宁缵宗重建，以维持世教。1654年动工，四年建成书院堂屋三间，中祀朱文公、赵忠定公。两廊祀邑贤，加祀明代胡居仁、张吉、苏章、李颐诸公。时任饶州知府翟凤翥为之作《重修东山书院记》。

因这次重修的书院低矮、促狭，所祀先贤合聚一室，不利于举办祭祀活动。康熙十二年(1673)，本邑知县江南龄与士民胡思韶、张珩、章雨化等，共议改扩建之事，得到士绅积极响应，对祀贤堂、大讲堂等进行了扩建。江南龄撰《重修东山书院记》，详记其事。到乾隆时，堂宇多有损坏，楹柱几近倾折。乾隆十四年(1759)县令陈才倡议重修，但事未实行，他便离任了。继任知县李世仁以建书院为急务，自捐薪资先建了理学祠，作为首倡。一时士绅纷纷响应，捐资分建。不到三个月，门堂、斋舍焕然一新。此次集资分建，规模最大，用时最短，五月十三日开工，七月十七日落成，共建有亭室28间，计有理学祠3间，云风堂3间，丽泽堂2间，斋房1间，望湖亭1所，张吉专祠1所等。江西学政张拜赓、分巡道顾锡鬯（chàng）分别撰写《重修东山书院记》，述其盛况。

及至嘉庆时，书院失修又40余年，栋宇朽坏，墙垣倾颓，以祀先贤则不敬，以处后学则不安。学使汪郡伯借修县城考棚之机，让捐资士绅，计粮捐费，致修考棚之资剩余颇多，于是汪学使拨其一半，重修书院。于嘉庆十五年(1810)动工，三年落成。此次重建，规模更加宏大，中有云风堂，前有干越亭，西有集义堂，西南为谨独堂，东为丽泽堂，再东为文昌宫，宫前为魁星阁。

知县董澜作《重修东山书院记》，述其来龙去脉。同治七年(1868)，邑人又进行了一次较大修缮，惜无具体记述。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东山书院于1912年被改为小学（文学）教员讲习所，次年更名为师范讲习所。1926年改作国民党余干县党部。1942年书院被日寇纵火烧毁大部分，仅存集义堂。1943年，改建成中山堂。1959年改为东山疗养院，后扩建为县委招待所（余干宾馆前身）。

东山的西峰有池，泉自池周石下渗出，秋冬不涸，清澈可鉴。据说北朝齐梁年间，有龙蟠池中，故名龙池。池边建有乘风亭，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注《离骚》时，常在亭中休息；又在龙池洗笔砚，以致池水变黑，人称“墨池”。每当皓月当空，清风徐来，微波轻漾，俯视池水，似有明月坠池之感，故有“龙池夜月”之景，为东山八景之一。东山书院门外有石阶九十余级，阶下朝半边街(今东山大街)有入德之门坊。建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道光三年(1823)，中丞程君题“明体达用”匾额和“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联语，表明东山书院“经世致用”的办学理念。

东山书院为余干士子提供了求学的场所，也为名儒处士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天地，宋明以来，余干乡贤，多出于此；朱熹在东山书院讲学、注《离骚》，并亲自为“云风堂”题额，后人还在院中树立“朱熹注离骚处”石碑，以示纪念，这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品位与知名度；曹建、饶鲁等理学名家在游学、论辩的同时，撰写出许多理学专著，不仅为余干人文历史平添了若干亮色，而且为全国理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至于书院实行的教育“开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限制，并允许中途易师，教学中提倡问难论辩，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习惯——这些教学特点，对于今天进行教学改革，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2007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曾专门题写《东山书院赋》，并由其夫人张锦裳手书，转赠县有关部门。后勒石二尊，分别置于东山中峰和市民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