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从“中国的居里夫妇”到原子弹之父，奠定原子能事业基石

钱三强：从“中国的居里夫妇”到原子弹之父，奠定原子能事业基石

1937年，钱三强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带着满腔的报国之志，远赴欧洲求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钱三强有幸成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弟子，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1946年，他与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结为连理。这对核物理学界的伉俪在难以计数的裂变径迹中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此前国际上一直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称为二战后物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成就。西方媒体将他们称作“中国的居里夫妇”，法国科学院将用以奖励科学领域杰出工作的亨利·德帕维尔物理学奖学金授予了钱、何二人。

1948年5月，钱三强夫妇抱着刚半岁的女儿，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开始了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奋斗的历程。归国后，钱三强将很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学组织中。1950年，他主持成立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吸纳了邓稼先、彭桓武、王淦昌、赵忠尧、杨承宗等一批有造诣、有理想的原子能科学家。短短数年时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就由初创时的十来个人，增加到1956年时的638人，成为中国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核心力量。

1955年，钱三强代表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发展原子能的协定，确立了“一堆一器”（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项目，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硬件基础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钱三强的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于1958年在北京房山坨里顺利落成，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原子能时代，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国防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959年，在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步入正轨时，苏联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的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中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钱三强临危受命，担任中国核弹研究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同时还肩负起了向核武器研制关键岗位输送人才的使命。在他的推荐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奔赴荒漠，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从此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他推荐自己的“左膀右臂”王淦昌、彭桓武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学术带头人，他们的誓言“我愿以身许国！”和“国家需要我，我去！”至今仍激励着无数科研人员；他邀请核物理学家王承书三次转行，从零开始，王承书三次坚定的回答都是：“我愿意！”；年仅35岁的朱光亚被他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并成长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吴征铠、程开甲、王方定等人，在钱三强的指派下，分别承担了关键技术攻关和组织工作，为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964年10月16日，596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一成就不仅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也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地位的提升。钱三强，这位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之一的科学家，以他的智慧、毅力和无私奉献精神，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开创了辉煌篇章，为新中国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