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劳动者：延迟退休、社保困境与超龄压力

高龄劳动者：延迟退休、社保困境与超龄压力

截至202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97亿，老年抚养比突破20%。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高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日益凸显。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医保问题等政策和现实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群体的艰难处境。在"与国际接轨"、"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等口号背后，高龄劳动者究竟能否承受改革的代价，亟需严肃探讨。

今年（2024）是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靴子落地”的一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决定，表示相关政策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方案计划在未来15年内将男职工退休年龄延至63岁，女职工延至55岁和58岁，并自2030年1月1日起，用10年时间，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

尽管方案强调改革要遵循"自愿选择"和"弹性"原则，即达到养老金缴费年限的劳动者可以选择提前或延后退休最多3年，但有评论质疑，对于那些经济收入较低或不稳定的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一部分体制内公务员则可以借助"弹性"办法实现最大限度的延迟退休。这实质上拉大了不同阶层劳动者的老龄生活收入和福利待遇差距。

另外，许多高龄劳动者的实际身体健康状况与劳动要求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研究显示，从50岁开始，中国人的健康工作年限平均仅为6.87年，农业劳动者的不健康工作年限甚至是企业员工的两倍。延迟退休政策试图通过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来应对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但对许多体力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劳作与病痛。

还有解读认为，这一政策在扩大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代际间的竞争。年轻劳动者就业压力倍增，而许多原本就低收入的高龄劳动者则可能由于技能老化、工作效率下降，更难以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这样一来，"延长工作年限"是否能真正提升劳动参与率，仍需持续观察与评估。

近年来，中国的养老金支付困境也一直是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的社会议题。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历史负担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由于制度初期未为老职工转轨注资导致巨额个人账户空账，养老金支付高度依赖财政补贴。

在辽宁新宾，煤矿工人在长达8年的停工中，因单位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无法领取养老金。这些劳动者的无奈境遇，揭示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而随着历时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于2024年10月结束过渡期，一些老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改革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统一缴费模式，并增设职业年金保障，但体制内外的养老金替代率差距依然明显：体制内缴费基准较高且职业年金覆盖率达82%，而企业年金覆盖率不足10%。当下，农村高龄劳动者则普遍依赖自养或子女赡养，养老保障缺失问题尤为严峻。制度未能有效覆盖弱势群体，导致代际矛盾和城乡分化进一步扩大。

养老金制度的"现收现付"模式，还使得年轻一代感到自己需要承担更大的赡养负担，因而引发退保的风险。对于许多高龄劳动者来说，当下沉重的缴费压力并不能靠未来养老待遇的提高而得到缓解。以深圳市为例，2024年初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上调49%。对于收入微薄的劳动者，这样的调整无异于雪上加霜。

城乡居⺠医保缴费标准持续上涨，也影响了弱势劳动群体的参保意愿，从而使得高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更难得到保障。城乡居⺠医保缴费⾦额从2006年的每⼈每年10元攀升⾄2023年的380元。一些家庭收⼊微薄的⾼龄劳动者，不仅要为⾃⼰缴纳医保，还需为家⼈分担。这种经济负担对农村地区的劳动者更为沉重。医保标准不断提⾼、报销⽐例低、医疗⽀出压⼒⼤，使得农村地区居⺠缴纳医保的意愿持续下降。今年的医保缴费征收过程中还出现了"催医保"等诸多问题。11⽉，四川南充⼀所⼩学的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中要求家⻓为孩⼦购买医保，否则"学校要求停课"。类似的强制性催缴措施在许多地区屡⻅不鲜。⽽基层政府为完成征缴任务，利⽤排名考核和问责机制，将医保缴费转化为⾏政性压⼒，甚⾄牺牲了制度本应有的惠⺠初衷。

国家层⾯则试图通过新机制提升参保率。8⽉1⽇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效机制的指导意⻅》，明确引⼊"两个激励机制"和"两个等待期"。未连续参保的⼈员在被设置的等待期中将⽆法享受医保待遇。⽽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的年限⾃动清零，再参加居⺠医保时，年限需要重新计算。这意味着断缴医保的民众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然而，从2019年至2023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连续四年下降，总体减少了2055万人。显然，一项惠民政策无法惠及重点受惠群体，甚至导致参与者主观选择退出，那么该政策已经和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在延迟退休的讨论热潮中，"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也再次浮上水面。"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参与劳动并获取劳动收入的人，并不单指城镇退休职工，也包括超过法定劳动年龄仍在继续打工的农民工等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农民工中50岁以上人数占比达29.2%，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我们确实要认识到，超龄劳动者权益长期处于模糊地带，面临法律法规空白、劳动关系认定等难题。

在长沙的一起劳动争议中，遭遇性侵的65岁女保安方某因被公司定义为"临时工"而失去应有的劳动保护。曾是闪送形象宣传大使的62岁闪送员宝哥在交通事故后不久突然被平台以超龄为由封号，毫无协商余地。

类似的案例反映了当前社会对超龄劳动者的不公正对待。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每年约有5万件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争议诉至法院。然而，希冀于依靠延迟退休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无异于缘木求鱼。高龄劳动者的困境并不能通过人为将退休年龄提高，以减少"超龄"劳动者绝对人数来化解。我们再次强调，大部分"超龄劳动者"困境的核心在于，她们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以至于不得不在高龄继续从事有偿市场劳动，其中不乏对身体有所损害的重体力劳动。

在延迟退休推行、养老金和医保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高龄劳动者正承受多重压力。对此我们提出以下疑问：

第一，政策的初衷是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但我们真的考虑到了底层处境的劳动者在延迟退休冲击下所要背负的压力吗？

第二，依赖延迟退休、提高缴费等手段来平衡资金缺口，却忽视了贫富差距下对经济成果的重新分配，是否反而会使社会保障体系加速进入恶性循环？

第三，当政策更重视保障整体社会运行的稳定性时，社会和决策者是否真正倾听到了高龄劳动者的声音？他们自己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关乎每一位劳动者的尊严与未来，但却被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有意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