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关条约》到“求同存异”：中国外交的百年蜕变

从《马关条约》到“求同存异”：中国外交的百年蜕变

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二战场，是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同样真实地反映在它的外交上。中国的百年外交历史，正是中国从弱到强的历史见证，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那手握着签字笔的外交官正是中国历史的书写者。

从帝国裱糊匠李鸿章到新中国外交的强硬反击

李鸿章：甲午战败后的屈辱签约

1895年3月，72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清政府的全权头等大臣，前往日本就甲午战败进行和谈。李鸿章深知此行是去签订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作为主和派代表，他不得不前往。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采取拖延战术，但最终在日方强硬态度和清政府的催促下，于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内容包括赔款白银3亿两，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这份条约的签订，再次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顾维钧：巴黎和会上的无声抗议

1919年，30岁的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在会上，顾维钧就山东问题进行了精彩的陈述，赢得了各国代表的掌声。然而，面对日本的威胁和英美的妥协，中国在山东问题上最终未能获得公正待遇。

6月28日，当各国代表在凡尔赛宫签署和约时，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却是空的。顾维钧等人坚决拒绝在不公正的和约上签字，以无声的抗议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尊严。

周恩来：万隆会议上的外交突破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风采的重要机会。然而，国民党特务却试图暗杀周恩来，所幸周总理因临时改变行程而躲过一劫。

在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阐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会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数量从6个迅速增加到25个，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

从李鸿章的屈辱签约，到顾维钧的愤然离席，再到周恩来的外交胜利，中国外交的百年历程见证了中华民族从饱受屈辱到伟大复兴的历史。如今，中国已经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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