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鹏剖析晚明“江南困局”：士大夫如何陷入危机
唐元鹏剖析晚明“江南困局”：士大夫如何陷入危机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社会的深层矛盾，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文史作家唐元鹏的新书《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通过六个典型事件，展现了明末清初大变局下，旧制度与新秩序脱节，社会秩序逐渐崩溃的历史画卷。
这些天，徐霞客家的灭门惨案因不少10万+热文而广为人知。事情发生在1645年，即徐霞客去世后第四年，当时江阴受到清军围攻，徐家的奴仆们趁机“造反”，向徐家人索还卖身契，冲突导致徐霞客长子徐屺、侄子徐亮工等20多人被杀。徐霞客毕生所写游记的大部分手稿也就此毁于一旦。
徐家的遭遇并非个案，明末爆发有一系列类似事件，被后世统称为“江南奴变”。其实上推数十年到万历年间，江南士大夫家族已然不断被卷入恶性事件，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家破人亡。
图：《江南困局》封面
奴仆成为不稳定因素
说起奴仆，也就是古代大户人家的仆人、婢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他们经常在电视剧里出现。大家不知道的是，奴仆的身份不是按月领工资，不开心就辞职的打工仔，而是失去人身自由，没有私人财产的奴隶。朱元璋为让朝廷尽可能多地直接控制劳动人口，曾严禁庶民之家蓄奴，违者杖责一百，奴仆放归为良。依照律法，即便一品大员家里，奴仆数量也不得超过12人。
奴仆的来源原本只有罪犯及其家眷，可到了明朝中后期，受益于白银流入和商业繁荣，江南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出现很多财力雄厚的豪绅地主，同时由于赋役沉重、灾荒频仍，大批农民破产，被迫把自己或儿女卖为奴仆；有的人干脆在破产之前，就带着田产、房产主动投靠豪门，用一纸卖身契换取一顶保护伞。结果就是一些家族的奴仆多至千人，使朱元璋当初限制蓄奴的法令名存实亡。
唐元鹏《江南困局》写了六个故事，倒有四个因奴仆而起。湖州有董、范两大家族，家主董份、范应期都是科举出身的显贵，帮助他们聚敛财富的奴仆则仗势横行乡里。奴仆所为在书中有不少具体例证，概况来说就是：“有人欠债还不上，就逼迫对方卖田卖房来抵债；或者强买强卖，逼迫对方低价让渡财产；抑或坑蒙拐骗，明火执仗地讹钱”，其间甚至惹出人命。当湖州人积怨爆发之时，两家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同样，松江书法家董其昌、宜兴退休官员陈一教身上或多或少也都有些流言蜚语，可真正激起众怒的依旧是他们的奴仆在收租、讨债、买卖时太过蛮横霸道。
图：董其昌自画像
当然，奴仆也不都是狐假虎威之辈，有些人靠着经商或读书，改变了自身命运，但无法洗掉过往的烙印。奴仆是社会上的“贱民”，身份世代相传，子孙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奴仆家的孩子想要读书上进，只能过继到他人家中，改名换姓地去“冒考”。
常熟人顾化雍本是陈家奴仆，他没想到自己考中举人后，还是被肆意欺侮。邻居赵士锦声称陈家祖产都已作为陪嫁给了赵家，顾化雍的房子也属陈家所有，必须交还赵家，最终顾化雍以死相抗，其遗孀则发起了一场震动全国的复仇记。
如果奴仆只存在于极少数高官家中，且只单纯干干端茶倒水、跑腿办事的活儿，那不可能危及社会稳定。问题在于，当晚明奴仆数量愈来愈多、财富堪比士绅，甚至代替官府收税的时候，朝廷依然没想着改变明初的制度设计，既不有意识地约束奴仆胡作非为，也不给奴仆合法的上升渠道，这就使得奴仆与乡民、奴仆与主人间由利益纠葛、等级差异等引发的矛盾此起彼伏，以至席卷江南。
被牺牲的士大夫
这本《江南困局》的副标题叫“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可真正压得士大夫们在危机来临时无法自救的力量不仅来自乡间，更在朝堂之上——身处晚明官场通常要依照政见或籍贯，投靠东林党或非东林的楚党、齐党、浙党等政治集团中的一个。
“站队”的好处显而易见，遇难时会有同党之人伸出援手，代价是不得不承受来自敌对集团的明枪暗棒。没错，这就是晚明特有的“党争”。在唐元鹏看来，晚明党争的“参战各方尔虞我诈、手段百出，从文斗到武斗，甚至不惜以国家兴亡为赌本”。
唐元鹏书中的几位主角也概莫能外，董份早年依附严嵩，朝中不满严嵩的人即参劾他聚敛财富，纵容奴仆欺压乡里，使其在道义方面极为被动。董其昌政治上倾向东林党，在地方上煽动生员反对他的冯时可则和齐党友善，而东林党与齐党恰是敌对关系。至于“荆熊分袒”和“郑鄤之死”两事，更直接牵涉了党争，前者是东林党攻讦楚党熊廷弼袒护汤宾尹，后者则因崇祯帝厌恶东林党而触发。
图：东林书院，位于无锡，东林党即得名于此
那个时候无论身在何党，破家身死都不过转瞬之间。“董范之变”中，状元郎范应期先是长子范汝讷被迫自杀，接着自己也选择了上吊。松江民众的怒火点燃后，董其昌和他两个儿子的宅院都被趁乱焚毁并洗劫一空。
郑鄤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意外背上“迫父杖母”的不孝大罪，被崇祯帝判以凌迟处死。常熟赵家被顾化雍的弟子和当地民众抢掠一空，宅子夷为平地。即便是远离民间，在朝堂上推波助澜的大官们也没落下好下场，弹劾熊廷弼的孙玮、许弘纲等几位东林党骨干被迫去职。
有意思的是，书中六个事件相互间并不完全孤立，所涉人物间常有些微妙关联。比如汤宾尹是郑鄤的启蒙老师，熊廷弼是郑鄤父亲的好友，宜兴陈家与郑鄤家也是沾亲带故，这些人家世、仕途各有不同，却同被卷入江南大案之中，说明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们真的集体迎来了“危机时刻”。
走向溃败的晚明社会
唐元鹏在梳理各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外，还不忘交代所涉主角在明末的结局。他们有的在事件后一蹶不振，湖州董家的家主董份和其继承人董嗣成郁郁而终，陈一教的几个儿子也大都自此闭门不出；有的还能东山再起，像董其昌经历了万历年间的毁家之难，到天启、崇祯年间又官运亨通，一直做到礼部尚书，赵士锦在顾化雍一事后竟也受到举荐，复出为官直至明朝灭亡。
几次事件引发的民变都平息了下去，被冲击的士大夫之家损失了一些财富或机遇，但总归保住了地位。
这一系列事件如唐元鹏所言，一方面显示了“豪奴代行官府职责，下乡收税，这是晚明以降整个大明的核心矛盾”，另一方面说明“代表着过去缙绅与官员共治乡间的秩序开始崩溃，属于科举大族、簪缨世家的丰饶时代也就此落幕” 。
图：崇祯帝
可惜当局者迷，从万历、天启、崇祯三位皇帝，到董份、郑鄤、熊廷弼等大小官僚，他们面对如此局势，没有人想到改变，于是奴仆依然是奴仆，要么忍受主人欺压，要么任意横行乡里；党争也依旧剧烈，东林与非东林势力互不相让，必欲置对方于死地。
大明君臣同样意识不到，王朝尚能在内忧外患下苟延残喘，而社会已然全面溃败，任何一个阶层都再无“安全”可言。清军攻下江阴进行屠城前，城内的徐家即先一步被奴仆灭门，可以说就是“江南困局”的总爆发。在此之后幸存的晚明士大夫，无论效忠南明、投降清朝，还是干脆隐居不出，都再无法重现过去的煊赫。如此看来，人们常说的“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的确有其道理。
图：《熊廷弼之死》封面
本书延续了《熊廷弼之死》的写法，唐元鹏先以丰富的史料还原事件细节，再将它们像故事一样娓娓讲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事在正史里大多只有只言片语，详细记述都见于各种笔记，而笔记作者见闻、立场不同，对一件事往往留下南辕北辙的记录。唐元鹏将一个个“罗生门”都做了剥丝抽茧，给出最符合逻辑的结论，这让我们在感受沉重历史的同时，还能获得不少破案的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