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西南联大杰出校友李政道先生
深切缅怀西南联大杰出校友李政道先生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享年98岁。
杰出的学术生涯
李政道先生祖籍江苏苏州，1926年11月24日生于上海。1943至1945年，他在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求学。1946年，他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研究院等机构从事研究工作。1964年，他当选为哥伦比亚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并于1983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1984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曾任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政道先生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在粒子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和统计物理等领域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1954年，他提出了“李模型”，对探讨量子场论基本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1956年，他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次年经实验验证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在正反粒子变换和空间反射联合变换下不守恒问题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70年代以来，他在建立与发展孤立子的量子理论、提出反常核态的概念、建立与发展随机格点规范理论、把时间作为分立动力学变量并进而建立分立动力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著有《场论和粒子物理学》等科学专著。
西南联大的求学岁月
在李政道先生的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是全面抗战时期的八年岁月，尤其是在西南联大的艰苦求学经历。1941年12月，15岁的他只身离开沦陷的上海赴外求学。两年后，他考入已西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
到浙大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发现了他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天赋，常对他进行一对一的教学。1945年，经束星北建议，李政道从浙江大学转入西南联大。这一决定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在西南联大，他得到了吴大猷教授的悉心指导。吴大猷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九四五年春天，忽然有一个胖胖的、不到二十岁的孩子来找我，拿了一封介绍信。这信是一九三一年我初到密歇根大学遇见过的梁大鹏兄写的。梁不学习物理，平时亦不太熟，十多年也未通过音讯，不知怎样会想到了我。他介绍来见我的这个孩子叫李政道。李原在广西宜山（编注：应为贵州遵义）浙江大学读过一年级，由于日军逼近宜山，他便奔往重庆。他的姑姑认识梁，可不知梁怎么知道我在昆明，于是介绍李来见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其实，这不过是我个人认为的一个合理的办法，而没有经过学校正式的承认和许可。
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我处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他求知如此心切，简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他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作题的步骤及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想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
吴大猷对李政道的学业水平和聪慧程度一直大加赞赏。他认为，虽然当时李政道还未毕业，仅在大学二年级，但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没有像他这样具有天赋且学习勤奋的人。在联大，李政道克服了艰苦的生活条件，充分利用昆明茶馆的油灯，与同学们一起通宵达旦地学习。
李政道在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中回忆：“那个时候在联大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住的是草房，16个人住一个小草房。那个时候，昆明虽然有电，可是因为它用户很多（因为是抗战时候），所以我们图书馆的一个灯（就是电灯泡），只有丝红的，根本不能念书的。电力有限，实际上我们是在茶馆。那茶馆也是很特殊的，你去就泡杯茶，那个茶杯就搁在这儿，他们放水，而且你不再加钱的，钱是很便宜很便宜的，你[可以]一直到晚上，所以我们的工作都是在茶馆里面。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晚上它有汽灯，所以这是晚上唯一可以念书的地方。这样就养成一个学风——这个学风可以说是‘茶馆学风’。这个风气我在中国别的地方，也没有看见过。我觉得是对当时的学生鼓励是很大的，可以说昆明的人民支持的。”
联大物理系的“好问迷”
吴大猷在回忆录中写道：“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编注：即阮冠世，吴大猷夫人）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出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
对此，李政道回忆道：
到西南联大读大学后，我又成了“好问迷”。吴大猷老师不是我的授课老师，但我经常到他家去求问，要他给我出难一点的物理学习题。他出的“难题”，我总是很快做完。后来，吴老师干脆给我一本美国大学物理系高年级用的《物理学》，要我把全书的习题都做出来。吴老师后来说，他是想“难倒”我，结果不到两星期，我把这本书上的全部习题做出来了。我把习题作业送给吴老师，吴老师看了颇为惊讶。他说我做的习题，思路独特，步骤简单。他问我：“你才学了一年的物理学，这本书上好多习题要用许多你没有学过的知识来求解，你从哪里学的？”我告诉吴老师，我自己琢磨不出的就去找书看，增加知识后再琢磨。做习题、研究问题时，我从不请人教我怎样解题，总是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和思考，自己解问求答。吴老师后来说，从事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这种爱发问、好钻研、善思考的“疯劲”。
正因这样的“疯劲”，李政道的学业成效十分突出。朱光亚回忆，“李政道入联大属二年级转学生，由于他学习超前，所以学校同意他上大三和大四的课程，对大二的课程，则只需参加考试。”
在联大“好问”了一年后，还未毕业的李政道和同学朱光亚（吴大猷推荐）、唐敖庆、王瑞駪（曾昭抡推荐）、孙本旺（华罗庚推荐）一起，被联大推荐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物理学课程。在这里，他受到费米等物理学大师的热情赏识和悉心教育，为他探索物理学的广阔世界打开了新的大门。
当然，能够在芝加哥大学得到更好的深造机会，离不开吴大猷等联大师长的全力帮助。李政道回忆：“为了使我们对原子物理和核物理能增加了解，当时在昆明联大，吴大猷先生还特地为了我们五位青年学子开了一门量子力学课。”他感慨，在西南联大“遇到了无私热心关怀青年成长、善于识才、敢于破格举荐的吴大猷老师，使我有机会在西南联大就读，并给予我悉心辅导，大胆破格举荐我赴美留学，为我攀登物理学科学高峰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机遇)。如果没有遇到吴老师，我可能走的是另一条路。”
一生爱国的伟大科学家
李政道先生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科学家后，始终心系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他曾经说：“我们那时从来没有感到因为仪器不好，设备不好，就比别人差。杨振宁、朱光亚、唐敖庆和我等等，都是在那时培养出来的。”他认为：“重要的是人，不是物质条件。仪器、设备都是人造的。只要大家肯学习，把基础打好，把人培养出来，就可以创造一切。”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与李政道（右）讨论物理学中对称等问题
为此，自1972年起，为了助力祖国科学事业全面进步，他多次回国讲学、建言献策，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为中国科学教育战略布局、高能物理前沿探索、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与合作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他倡导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和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和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
——他倡导建立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和建设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促成北京谱仪（BES）、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为我国在世界高能物理前沿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提供了全局指导和倾力帮助。
——他倡导成立北京现代物理研究中心、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等，推进前沿科学研究，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青年学者成长，为构建开放型教学科研基地和育人聚才环境争取了政策支持。
1994年6月8日，李政道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从1979年至1989年，李政道发起并参与组织实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选拔推荐915人赴美深造，造就了一批领军学者和社会栋梁，创设了我国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范式。1985年，他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和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持续打造我国科技创新生力军数十万人。1998年，他发起设立秦惠䇹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择优培育我国基础科学后备军数千人，成为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
2002年，为庆祝西南联大建校65周年，李政道先生挥毫赋诗：“回忆昆明联大时，清坐茶馆日复日。设备简陋学习勤，研究启蒙发源地。”
西南联大为李政道先生的科学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学业基础，给予了他强大的人生力量。他和联大广大师生勤勉工作、勤苦学习、爱国求索的光辉风范，已铭刻在西南联大历史，铭记于每位云师人的心中。
敬爱的李政道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