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东晋海上丝路的秘密

东吴东晋海上丝路的秘密

东吴和东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古代与南亚次大陆的双向交流。东吴时期，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军队远航至台湾和琉球，加强了与东亚各国的联系。东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更是蓬勃发展，与印度、日本等国的贸易往来频繁。南京作为当时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这段历史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的航海技术和对外交流的能力，也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东吴时期，孙权重视造船业和航海交通，派遣卫温、诸葛直等人远航至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开辟了东海和南海航线。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割据江东的孙权将治所移到秣陵(今南京),在金陵邑旧地筑石头城要塞,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吴国在南京建都达51年,对造船业和航海交通十分重视,又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据史料载,孙吴武装船队出海时可达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洲(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埔寨等国,至吴国灭亡时,还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学者朱健文在《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中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准。

东海航线的开辟

今南京作为当时吴国的都城,成为中国海外开拓与交往的始发点与中心地。吴黄龙二年(230),吴大帝孙权因听说秦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出海求仙,留居在亶洲和夷洲,“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结果亶洲未寻得,只到了夷洲。学界认为,夷洲就是今天的台湾,而亶洲一说即今天的冲绳岛。

日本各地古坟中出土的吴镜,可能是这一时期贸易交流的物证。如日本山梨县鸟居原古坟出土的赤乌元年(238)对置式神兽镜、兵库县安仓古坟出土的赤乌七年(244)对置式神兽镜等。据学者考证,这些可能是当时亶洲人渡海到吴地进行贸易的结果。同时吴地也有人流移到日本,如当时有大量工匠从会稽郡东冶县(今福建福州一带)入海,经台湾(夷洲)、琉球,抵九州岛南部的种子岛(一说为亶洲)到达日本。此外,在日本古书《日本书记》和《古事记》中称东晋、南朝为“吴国”,称其人民为“吴人”,来自南朝的丝织品、服装等也都被冠以“吴服”。可见,东吴和日本在经济上已经是往来较多。

《佛国记》

据《三国志·公孙度传》及裴松之注《三国志》等记载,吴国曾多次派遣船队前往辽东,和割据该地的公孙氏联络。吴嘉禾元年(232),孙吴政权为与辽东公孙氏政权联合,开辟由长江口直抵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航路,派出船只多至100艘,并进行了通商活动;次年又派使者到辽东赏赐公孙渊,并封公孙渊为燕王,不料,公孙渊将东吴到达辽东的士兵杀害关押,并吞并了东吴使者带去的金银财宝,其中4人幸免得脱,到达高句丽,“因宣诏于句骊王及其主簿,诏言有赐为辽东所攻。宫(按:当时高句丽国王名“宫”)等大喜,即受诏。”高句丽国王宫派遣使臣护送东吴使臣返回南京,并向吴王孙权赠送貂皮、鹖鸡等礼物。自此,东吴与高句丽建立了联系。次年,孙权派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到达高句丽,封高句丽王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在与高句丽建立联系后,孙权又于吴赤乌二年(239)派遣羊衜、郑胄为督军使者与将军孙怡等率领舰队前往辽东“掳人”。东吴舰队到达辽东后,攻旅顺口海防城堡牧羊城,与魏守将张持、高虑等发生争战。东吴的三次入辽东及与高句丽建立联系,证明东吴开辟了由今南京经东海至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航线。

南海航线的发展

南海航线促进了都城建业(今南京)与南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及经济文化交流。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海诸国”,是指交州(包括今中国广东、广西,越南北部和中部)以南及西南大海诸岛上的国家。吴黄武五年(226),交趾太守士燮卒,其子士徽作乱,为吴广州刺史吕岱“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灭,自此交州之地为吴所据。后吕岱派遣从事前往南海诸国,宣扬吴国声威,促使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堂明(在今泰国境内)诸王,各遣使奉贡。吴赤乌六年(243),扶南国王范旃派使者送来一个乐队,吴王专门在王宫附近建“扶南乐署”,请他们把扶南优美的歌舞传授给吴国宫女。孙权还派朱应、康泰等前往东南亚地区出访,他们在扶南国期间,将亲自到过及听闻的国家详情记录下来,分别著成《扶南异物志》(朱应著)、《吴时外国传》(康泰著,亦称《吴时外国志》,包括《扶南记》《扶南传》《扶南土俗》诸篇)等著作。东吴丹阳太守(时丹阳郡治在南京)万震写成《南州异物志》。这些都是中国最早系统记录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各国历史风物的重要著作,也成为当今研究海上丝路及海洋文明的重要文献遗产。其中《扶南异物志》是世界上首部介绍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国家柬埔寨(时称“扶南”)的著作,也是我国古代记述南海诸国最早的一部专著,可惜内容已大都佚失;《吴时外国传》在《水经注》《艺文类聚》《通典》《太平御览》等书中还零星地保留了若干条,成为研究南洋各地古代历史地理最可贵的史料。有学者认为,孙权委派朱应、康泰出访南海诸国,其意义不亚于两汉时期张骞、班超之通西域。在孙吴人韦昭的《吴鼓吹曲·章洪德》中就有对当时东吴和南海诸国来往的描述:“章洪德,迈威神。感殊风,怀远邻。平南裔,齐海滨。越裳贡,扶南臣。珍货充庭,所见日新。”东吴时期,南海诸国与东吴的海上贸易络绎不绝,各国商船往返两地,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和友谊。

南海交通发达,佛教遂从海上丝绸之路经由林邑(也称占城、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传到交州和广州。自华北南下佛教和交州、广州北上的佛教在东吴建业汇合,促使佛教在这里得到发展和传播。其中南下代表人物为支谦,北上代表人物则是康僧会。赤乌十年(247),天竺僧人康僧会经广州来到建业,虽晚于支谦数十年,但他对吴地佛教的影响甚大。据《高僧传》载,“康僧会至建邺,权初不信佛,试打舍利,具显神异,遂大嗟服,并为建塔,号建初寺。”孙权为康僧会造建初寺,为江南有寺院之始。

与波斯、天竺、大秦的往来

据康泰《吴时外国传》所记:“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国也。”又据《梁书·海南诸国传》所载,黄武五年(226),大秦即罗马的商人秦论从南海来到交趾(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后从交趾到达吴都建业。史载他在东吴居住长达七八年,直到嘉禾三年(234)至六年左右才返回本国。这表明东吴已有航海能力到达大秦。又据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当时在南海上还有波斯、天竺等国的大海船远来贸易。

东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与东南亚、南亚等地的贸易往来频繁。东晋时期,北方的航海事业,其主要区域仍在渤海的四周及山东半岛一带。东晋建武元年(317),东晋元帝司马睿初即王位时,控制今渤海辽东湾北部一带的慕容廆,曾派长史王济航海到建康(今南京)上表拥戴。此后慕容廆经常经海道通使建康。咸和八年(333),东晋政权为与东北地区的慕容氏政权沟通,派遣王齐、徐孟等率船队,从建康出长江入海,沿黄、渤

东吴和东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还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远航至台湾和琉球，不仅加强了与东亚各国的联系，还为后世的航海事业奠定了基础。东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南京成为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与印度、日本等国的贸易往来频繁，为后世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