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奈眼中的浮世绘：东西方艺术的相互启迪

莫奈眼中的浮世绘：东西方艺术的相互启迪

2024年12月底，一幅具有125年历史的《睡莲》将在香港进行拍卖，这幅作品由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在1840年至1923年期间创作。其估价超过2亿港元，不仅标志着莫奈家族珍藏多年的这幅作品首次亮相拍卖会，更意味着莫奈的《睡莲》系列作品将首次在亚洲亮相。

这幅即将拍卖的《睡莲》，不仅是莫奈晚年的代表作，更是东西方艺术交融的结晶。自1897年起，莫奈以“睡莲”为题，创作了180余幅画作，与“睡莲”意象相关的如《花园》《日本桥》等更是将总数推至约240幅。值得一提的是，《睡莲》的创作深受东方绘画艺术启发，其技法与理念均与中国传统绘画文化紧密相连。

年轻时期的莫奈已展现出过人的绘画天赋。自15岁起，他便在前辈画家欧·布丹的悉心指导下学习绘画，并与众多知名画家如库尔贝、柯罗和马奈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莫奈的欧洲传统油画技艺扎实，无论是人物还是风景画，都显得游刃有余。然而，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尚未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1871年，莫奈踏足荷兰，偶然间发现了被称为“浮世绘”的日本绘画。在1637年至1854年期间，荷兰一直是西方世界与日本间唯一的贸易通道，因此，相较于欧洲其他国家，荷兰的绘画市场上日本绘画更为常见。莫奈对这种以线作画的方式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与欧洲传统油画以面作画的方式大相径庭。他在荷兰逗留至年底，并购入了一批浮世绘作品带回巴黎。

随后的一年，莫奈创作了一幅描绘港口日出的画作，其风格与以往迥然不同：水波、船只和人物都以线条精细勾勒，这一创作手法与传统的欧洲油画截然不同。当这幅画作在两年后首次公开展出时，莫奈将其命名为《日出·印象》，这一名称后来成为了欧洲绘画中印象派的渊源。

然而，印象派画作在初展时却遭到了诸多非议，被批评为“对美和真实的否定”，甚至有人质疑其是否算得上是真正的画作，仅仅将其视为草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莫奈的画风在创作《睡莲》系列时发生了显著变化，完全摒弃了传统欧洲写实油画的手法，转而采用线条与色彩相结合的“写意”方式。美术史论家陈传席指出，莫奈在描绘睡莲时，巧妙地运用线条勾勒形状，再以油画色彩进行渲染，这种技法实质上与中国画的写意法不谋而合。此外，莫奈所画的芍药、睡莲、水草以及丰富的色彩笔触，均深受中国画大写意法的启发，与传统的欧洲油画风格大相径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画中的垂柳明显融入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而他在1920-1922年间所绘的《垂柳》中的柳枝线条，更是充分展现了中国画写意的韵味，既沉着痛快又潇洒自如。

在莫奈的故居中，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乃至走廊，除了他自己的作品外，都被日本浮世绘所装饰。令人意外的是，在他去世后的收藏中，人们竟发现了两幅中国水墨画。然而，莫奈对此一无所知，他误以为这些画作仍然是浮世绘。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浮世绘的创作灵感实际上直接来源于中国的传统绘画。

不仅莫奈深受浮世绘的启发，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画家也都从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梵高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自1885年起，梵高便开始接触并深入研究浮世绘，他在通信中频频提及已搜集到的数百张日本画印刷品，并盛赞日本画家传授给他们真正的宗教。梵高甚至感慨道，日本艺术虽在其本国逐渐衰落，却在他法国的印象派艺术家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事实上，梵高的众多传世名作，如《星夜》《自画像》《向日葵》以及《麦田里的乌鸦》等，几乎都是在1885年之后创作的，这无疑证明了浮世绘对他的深远影响。

左图展示的是歌川广重的浮世绘经典作品《大风暴雨》，而右图则是梵高临摹的《雨中桥》。这两幅作品虽风格迥异，却都深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事实上，许多日本浮世绘的经典作品，如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的复制品，都曾被莫奈挂在厨房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梵高的传世经典《星夜》的创作。同时，作曲家德彪西也深受其启发，将其作为乐谱的封面，从而进一步彰显了浮世绘艺术的不朽魅力。

然而，深入探究后我们会发现，葛饰北斋在创作《神奈川冲浪里》时，或许受到了中国绘画中关于海浪描绘技巧的启示。这种影响体现在他笔下的海浪形态上，与南宋马远的《水图》、明代陈洪绶的《黄流巨津图》以及清代《芥子园画传》中记载的“江海波涛法”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南宋马远《水图》之研究
南宋时期的画家马远，以其精湛的绘画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在众多作品中，《水图》系列尤为引人注目。这一系列作品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展现了水波的千变万化与海的壮阔无垠。其中，十二幅水图更是将水的各种形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平静如镜的湖面，还是汹涌澎湃的波涛，都仿佛触手可及。这些水图不仅在当时备受赞誉，而且对后世的绘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洪绶《黄流巨津图》探析
陈洪绶，一位杰出的画家，他的作品《黄流巨津图》同样令人瞩目。此图以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描绘了黄河流域的壮丽景象。画面中的巨津，波涛汹涌，气势磅礴，仿佛将观众带入了那片广袤无垠的天地。陈洪绶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将黄河流域的雄浑与壮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芥子园画传》与陈洪绶的影响
陈洪绶，这位自号老莲的明末画家，对日本浮世绘的影响深远，堪称宗师级人物。他的画作不仅为浮世绘提供了直接的人物造型参考，更在画法上起到了引领作用。据明末清初学者毛奇龄在《陈洪绶别传》中的记载，曾有人将陈洪绶的两幅画作装入竹筒，远渡重洋送到日本，献给日本天皇。天皇对此大喜过望，不仅设宴款待，更以一口袋珍珠相赠，以此表达对终于拥有可临摹范本的喜悦。

《夔龙补衮图》与陈洪绶的非凡成就
在故宫博物院的珍藏中，有一幅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它静静地躺在历史的深处，诉说着陈洪绶的非凡艺术成就。这幅画不仅体现了陈洪绶对细节的精湛把控，更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继喜多川歌麿的《江户之花》之后，陈洪绶深受唐代画家仕女图的影响，其绘画风格也因此得以塑造。这种影响甚至间接启发了欧洲近代画家的创作。然而，令人不禁思考，为何中国绘画未能如日本浮世绘般，对欧洲绘画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这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众说纷纭。事实上，欧洲传教士在莫奈、梵高之前两三百年就已接触到中国绘画。但受西方古典画派重写实的影响，这些传教士画家并不青睐中国绘画，甚至认为“中国人不懂得在绘画中运用透视知识”，导致“中国绘画（因画得不像）毫无生气”。

到了莫奈和梵高所处的时代，摄影技术已经出现，欧洲传统绘画的写实风格受到了致命冲击。在变革的浪潮下，欧洲画家们接触到了浮世绘，并从中汲取灵感，最终开辟了一条摆脱传统欧洲绘画写实束缚的新道路。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国门尚未像日本那样向外界敞开，莫奈和梵高主要接触到的是日本浮世绘，而未能深入了解到其背后的中国绘画传统。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毕加索对中国绘画的了解较之前人更为深入。在他接待张大千时，曾发表过这样的感慨：

“我最不理解的是，你们中国人为何要远渡重洋来到巴黎学习艺术。”

“在艺术领域，你们中国人的艺术造诣无疑位居榜首。紧随

莫奈的《睡莲》即将拍卖的消息，再次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东西方艺术的交融。正如毕加索所说：“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艺术传统和贡献。”莫奈的《睡莲》不仅是印象派的巅峰之作，更是东西方艺术相互启迪的见证。

在莫奈的故居中，除了他自己的画作，墙上挂满了浮世绘。更令人惊喜的是，在他的收藏中，人们还发现了两幅中国水墨画。虽然莫奈并不知道它们是中国画，但这恰恰说明了艺术的无国界性。东西方艺术在相互借鉴中不断进步，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正如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所说：“人类进步的历史，是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包容、相互融汇的历史。不同文明的相辅相成、和谐共生必然相得益彰。而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蕴含着人类崇高的价值追求，体现出美的理想和艺术创作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