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玉案揭秘：朱元璋的权力游戏

蓝玉案揭秘：朱元璋的权力游戏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八，春风似剪，明初名将、凉国公蓝玉一如往常入宫，朝见那位他臣事多年的君上——明太祖朱元璋。与往日不同的是，此刻摆在朱元璋面前的，还有一封来自锦衣卫都指挥使蒋瓛的告发信，密信中字里行间透露着四个字，“蓝玉谋反”。蓝玉一进宫就被当场拘押，次日投入诏狱，第三天“磔于市，夷三族”。至死，蓝玉本人都未留下承认谋反的口供。

这又是一场针对开国功臣的清洗。蓝玉案发后，包括开国公常昇（常遇春之子）、景川侯曹震等在内的一公、十三侯、二伯，以及众多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各级武官被处死，惨遭杀身之祸的文武官吏多达1.5万人（一说2万人）。回头再看这场席卷朝堂的血腥屠杀，其中有太多不合常理之处。蓝玉之死，究竟是咎由自取，还是兔死狗烹？

蓝玉，明朝开国名将，以战功卓著而被朱元璋封为凉国公。他出身寒微，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场上的赫赫战功，迅速崛起成为明朝的重要将领。特别是在对抗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中，蓝玉表现尤为突出，深得朱元璋的赏识。

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蓝玉开始展现出一种傲慢和专横的态度。他不仅对下属严苛，甚至对皇族成员也毫不尊重。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也使他成为了朝廷内部斗争的目标。

蓝玉被诛三个月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五月，明太祖敕命翰林院将部分案犯的供状辑录成书，题为《逆臣录》。此后两百多年间，《逆臣录》即明朝对蓝玉案盖棺论定的官方文件，被视为蓝玉谋反的“铁证”。

然而，蓝玉案的诸多吊诡之处，正是出自这部仓促编成的《逆臣录》。《逆臣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一月，明太祖派中军佥都督谢熊到四川召蓝玉进京。当时，蓝玉奉命平定西南土司叛乱，镇守成都。谢熊到成都后，对蓝玉说：“我来取大人回家。”一个“取”字，瞬间引起了蓝玉的警惕，他对谢熊说：“我知道了，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身陷胡党之事，口供中有我的名字，差你来提取。”谢熊回答道，上位只叫我来宣召大人，个中缘由我并不知晓。

蓝玉口中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三个月前坐胡惟庸党罪被处死。为相多年的胡惟庸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告发谋反并处死，此后明太祖罢宰相，并使该案株连蔓引，十余年间“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是蓝玉案之前的开国大狱，而作为蓝玉亲家的叶昇在胡惟庸案发的十二年后被杀，似乎预示着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即将向蓝玉袭来。按照《逆臣录》的说法，蓝玉在回京路上一直惴惴不安，于是暗中策划造反。

但《逆臣录》的一个关键疑点是，书中缺少主犯蓝玉的口供，起首的是蓝玉之子蓝闹儿、蓝玉之兄蓝荣等家族成员。蓝玉之兄蓝荣是已退休的府军右卫指挥使，据他供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蓝玉一家已到达京师应天（今江苏南京）多日，侄子蓝闹儿突然登门拜访，说：“父亲教请伯伯来说话。”蓝荣在蓝玉府上过夜，觥筹交错之间，蓝玉说：“胡惟庸党案被废的公、侯越来越多，之前靖宁侯叶昇下狱，必是他供状中有我的名字。我这阵子见上位好生疑忌，我上奏好几件事他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干一场。我如今与府军前卫头目都商议好了，你可教蓝田 (蓝玉、蓝荣的侄子) 知道，让他也收拾些人接应。”当晚，蓝荣就答应了下来，跟着蓝玉谋反。

蓝玉的长子蓝闹儿招供道：“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父亲请许都督、孙指挥、徐都督、周都指挥等来家饮酒议事；又于二月初二日，对府军前卫孙指挥、刘指挥、孙百户说: ‘借马鞍七十副、马四十三匹，我要做些事。’”据蓝闹儿回忆，蓝玉对部下倾诉自己对明太祖的怨恨：“我征西征北受了多少辛苦，如今让我回来，以为是封我做太师，却让我做太傅，太师倒是给别人做了！”

原来，蓝玉回京后，明太祖论功行赏，以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兼太子太傅，蓝玉一向居功自傲，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在冯、傅二人之下，一直觊觎着太师之位，没想到却被封了低一级的太傅，难免心生不满。经过一番密谋，与蓝玉勾结的武官一一应允，回复说: “大人要借马用，我到二月初七日送马来。”

《逆臣录》的另一个重大疑点是，蓝玉阵营的构成十分奇葩。蓝玉案留有口供的同谋者上至公侯，下至草民，均被列为案犯，而且，从回京的路上开始，蓝玉不断地拉帮结派，相约“做一场”，可谓无所顾忌、漏洞百出。根据武昌中护卫指挥陈干、九江卫指挥佥事陆旺、安庆卫指挥佥事蔡海等招供，蓝玉从四川返京途中，与武昌、九江、安庆等地的卫所长官一一取得联系，命他们调集兵马，以备响应谋反行动。

蔡海供称，蓝玉途径安庆时，他与其他曾经在蓝玉麾下效命的军官用船装载羊、酒等物，前去港口迎接，设宴款待。酒席上，蓝玉屏退左右仆从，与蔡海等人密谋，让他们找一些信得过的旧部一同谋反。蔡海等人当场表态：“大人既有这个主张，小人们会尽力相助。”酒后，蓝玉继续沿江东下，并赏赐绿绫子一匹、毡衫一领给蔡海。

《逆臣录》记载，回到京师后，蓝玉更是肆无忌惮，与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等在京的勋臣密谋，加紧联系他的老部下以及驻扎在京师周围的军队。假如蓝玉只是与这些高官勋贵取得联络，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在《逆臣录》中，不仅有公、侯、伯、都督、指挥、千户等出入蓝府，还有农夫、匠人、兵士听说蓝玉要谋反，带着牛羊酒肉登门拜访，甚至甘愿为蓝玉运送武器。

比如，凤阳右卫的一个百户听到蓝玉要谋反，派人去蓝府打听消息，顺便请求入伙；一个姓冯的小旗（明朝的下级军官），家中有个儿子听说凉国公府内在商议谋逆，便前去拜见，参与其中；句容县有几个村民到邻近的村子喝酒，听说京城里有大事要发生，也要去凑热闹，稀里糊涂地成了蓝党；景川侯曹震被列为蓝玉的同党，朝廷审理此案时，就连曹震家的小妾、厨子、官僮都有参与谋反的供状。

按照《逆臣录》的说法，蓝玉回到京城后，一个月的时间内，至少有几千个来访者出入蓝府，其中得到蓝玉亲自接待的有上千人。蓝玉差不多每天要见几十个宾客，光是做造反的动员工作都得累趴下。更何况，这么大的阵仗闹得满城风雨，几乎人人都知道蓝玉要谋反。

这就不得不提《逆臣录》的第三个疑点，蓝玉谋反没有确切的行动时间。如前文所述，《逆臣录》认为蓝玉结交同党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其党羽更是盘根错节，尽管其中有些成员出身平平，但都想跟着凉国公大干一场。蓝玉要“干一场”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天？《逆臣录》中蓝党的口供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大部分同党供称，造反的时间是二月十五日，皇帝到南郊举行亲耕籍田仪式这一天；曹震的儿子曹炳却交代说，蓝玉被捕前一晚，他爹曹震还说，要在“今年四五月间”预备动手。

二月十五日，是《逆臣录》中蓝党供得最多的日期，但这个日期明显不靠谱。按照惯例，每年仲春，皇帝要出宫前往京城南郊祭祀先农，并亲自耕田，祝福新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这个耕田礼仪对天气有严格要求，一定要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所以往往由钦天监提前做一个“天气预报”，充满不确定性。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朱元璋本人。有学者统计，在洪武年间如期举行的亲耕籍田礼中，朱元璋亲自到南郊祭祀、躬耕的次数只有12次，其余都是派遣官员代行其事。虽然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但当上皇帝后也没痴迷种田。

蓝玉案的发生，标志着明朝初年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的结束，也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蓝玉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起落，他的兴衰也反映了明朝初年政治环境的复杂性。总的来说，蓝玉是一个在军事上有着杰出才能，但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起落，他的兴衰也反映了明朝初年政治环境的复杂性。

蓝玉案的发生，既有蓝玉个人性格的原因，也有朱元璋加强集权的需要。蓝玉作为开国将领，战功卓著，但性格上的骄横跋扈使得他逐渐失去了朱元璋的信任。而朱元璋为了加强集权，消除潜在威胁，也借蓝玉案之机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这一举措虽然稳固了皇权，但也使得明朝的开国功臣体系几乎被摧毁殆尽。

蓝玉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对明朝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清洗，朱元璋彻底消除了开国功臣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军事和行政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然而，这种极端的手段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 功臣集团的毁灭：大批开国功臣及其后代被处决，导致明朝初期的军事力量受到重创，许多有经验的将领和官员被清除，影响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2. 政治氛围的恶化：蓝玉案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猜疑和恐惧，官员们人人自危，不敢轻易表达意见，导致政治氛围日益僵化。

3. 皇权的过度集中：通过蓝玉案，朱元璋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削弱了其他政治力量，为后来的专制统治奠定了基础。

4. 社会动荡：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导致社会动荡，许多无辜者受到牵连，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蓝玉案不仅是蓝玉个人的悲剧，更是明朝初年政治斗争的缩影。它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反映了朱元璋在巩固皇权过程中所采取的极端手段。这一事件对明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研究明初政治史的重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