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背后的隐忧：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背后的隐忧：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近日，成都中考政策的一则新规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校园欺凌行为的学生不得推荐为指标到校生。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彰显了教育部门对校园欺凌问题的零容忍态度，也引发了公众对校园欺凌背后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留守儿童，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数据，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高达4177万人，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5%。这一庞大的群体，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往往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检察研究中心副主任贾健教授指出，留守儿童在校园欺凌中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可能因为缺乏家庭关爱而成为被欺凌的对象，也可能因为内心的自卑和攻击性而成为欺凌者。这种双重身份的形成，与留守儿童特殊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家庭教养的缺失，是留守儿童在校园欺凌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社会约束的减弱会增加个体违法或越轨行为的可能性。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无法提供必要的价值观引导和情感支持，这使得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形成缺陷性格，养成不良生活习惯，甚至不慎交友，从而增加越轨和被害的风险。

此外，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导致亲子关系疏远。他们往往对家庭的依恋程度较弱，对家人的信任度较低，容易产生安全感低、自卑、怯懦和孤僻等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不仅使他们更容易成为被欺凌的对象，也可能驱使他们通过欺凌他人来获得存在感和控制感。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独自出行的次数更多，遭受侵害时往往势单力薄，难以抵抗加害行为。这种易受害性使得加害人在选择目标时，往往会优先锁定这类弱势群体。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亲子分离导致的外在保护弱化，留守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普遍较弱。在一些农村地区，受传统家族观念影响，留守儿童对熟人侵害的容忍度较高，甚至存在集体无意识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即使遭受欺凌，他们也可能选择沉默，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面对校园欺凌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策约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支持体系。

在政策层面，成都中考政策的出台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通过将校园欺凌行为与学生的未来发展挂钩，不仅能够有效震慑潜在的欺凌者，也有助于在校园中营造一个更加友善和谐的氛围。然而，正如专家所指出的，目前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虽然完善，但操作性文件尚显不足。因此，建议省级层面出台更多细化的指导手册，为学校和教师提供更具可操作性的指导。

在学校层面，建立校园欺凌综合治理委员会是关键一步。学校应将欺凌防治教育纳入日常管理工作，完善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和事后干预机制。同时，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的安全管理，与公安机关建立联动机制，确保学生在校内外的安全。

在家庭层面，加强家庭教育和亲子沟通至关重要。父母即使在外务工，也应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孩子的定期沟通，关注其心理健康和行为变化。对于有条件的父母，建议尽可能缩短与孩子分离的时间，增加亲子相处的机会。

在社会层面，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是预防校园欺凌的重要一环。学校应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同时，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为留守儿童建立更多的支持系统，如社区活动中心、兴趣小组等，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培养健康的人际交往能力。

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成都中考政策的出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要从根本上减少校园欺凌现象，还需要我们从多个层面持续发力，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安全、健康、友爱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