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中国家猪驯化历史可追溯至7500年前
考古发现：中国家猪驯化历史可追溯至7500年前
家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界各地的27个野猪亚种，而西南亚、中国及东南欧是最早驯化家猪的三个中心。从公元前7000年的考古发现到现代生物学研究，人类对家猪的驯化历程见证了文明的发展。
家猪起源于野猪。野猪在全世界有27个亚种分布(如图1所示), 亚种间和亚种内核型都有一些差异,2n在36~38之间,如西欧野猪( S.S. scrofa) 2n=36或37,日本野猪(S.S.leucomy stax) 2n=38 ,但彼此间没有繁殖障碍。因此, 就物种层次而言, 家猪的起源是单一的, 在物种以下则是多元的。
在远古时代, 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 人们交往不便, 经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影响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 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因而, 野猪的驯养并非开始于一个中心, 而是由居住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于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单独进行着。西南亚、中国及东南欧是家猪起源较早的三个中心。
在西南亚, 驯化猪最早的遗骸曾发掘于安那托利亚东南部的Cayonu 遗址(土耳其之亚洲部份), 考证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 年。稍迟, 在安那托利亚南部的Suberde 遗址( 7 0 0 0一6 0 0 0 B.C.)、伊拉克的Jarmo 遗址( 6750B C )、UmmDabaghiyan 遗址、Palegawra Cave 遗址、Telles sawwan 遗址、Choga Mami遗址、伊朗的Sa rab 遗址、叙利亚的Labwhe 遗址、巴勒斯坦的Jerihco 遗址等也都发现有驯化猪的骨骸。可见, 西南亚广大地区在6000 B.C.年以后, 养猪已比较普遍。
在中国, 猪仅次于狗被驯化, 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兽骨, 绝大部分都是狗和猪的遗骨。就猪骨来说, 既有野猪的,也有家猪的, 说明我国家猪是由古代中国先民在不同地域各自驯化当地野猪而成,由现在华南猪与华北猪差异也可见一斑,这两种类型的猪, 无论在体型、毛色、繁殖力等方面都迥然不同。华北地区的猪与华北野猪( S.S.mouPiensis ) 相似, 而华南地区的猪与华南野猪( S.S. chiordontus )相似, 这是我国家猪起源多中心的有力证据。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的猪下颌骨, 距今已有7 5 0 0 年的历史。同期的陕西华县老官台、元君庙、宝鸡北首岭和西乡李家村遗址, 也都发现有猪骨。大地湾文化真实地反映出当地居民已过着比较稳定的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结构的生活, 家庭以养猪为副业。在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遗址中出土有家猪的头骨、牙齿, 破碎的猪骨, 保存完好的整猪骨架、陶猪头以及鸡的遗存。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家猪遗骨和陶猪, 距今已有7 0 0 0 年历史。在广西桂林颤皮岩遗址发现的猪骨和猪牙已有11310 士1 8 0 ~7 5 8 0 士410年了。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 以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 范围广泛、遗址分布密集的仰韶文化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原始文化, 出土的文物表明: 当时我们的祖先在从事原始农业的同时, 也从事渔猎和畜牧, 所饲养的家畜中就有猪。西安半坡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 从遗址的发掘研究可以了解, 半坡人在五、六千年前饲养的家畜种类不多,而猪就是其中一种。在山东泰安县大汶口遗址的墓葬群中, 1/3 以上的墓中发现有家猪遗骨, 在43 座墓中竟有96个猪头, 最多的一座墓中猪头多达14 个。在邳县刘林遗址一条灰沟的尽头, 发现20 块堆置在一起的猪下颌骨。在大溪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遗址也出土有家猪的遗骨。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中, 不仅出土猪的遗骨比以前增多, 而且增加了山羊、绵羊和马。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的26个灰坑中, 出土家猪遗骨竟比同一地方的168个仰韶文化灰坑的出土总数还要多, 而在邯郸涧沟一个土坑便发现了21 条猪的骨骸, 更为可观的是, 在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的46 座墓葬中, 随葬猪下颌竟达430块, 其中仅6 号墓就有68 块之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也发现有猪的遗骨, 距今约5000一4000 年。
除此以外, 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及新开流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有猪的遗存。
总之, 以猪狗为主的家畜显然是中国史前农耕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豕, 至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基本齐备, 进入商代之后则育成稳定的家畜品种。
欧洲对猪的驯化仅次于西南亚,6000B.C.年以前驯化首先从欧洲东南部开始, 迅速向北扩展, 直达喀尔巴阡盆地和乌克兰南部。最南端及波罗的海周围毫无疑问也几乎同时开始了猪的驯化。在希腊新石器时代的前陶器地层已有驯化猪的遗存。同南欧相比, 中欧、西欧及北欧发展较晚, 在Femern Belt ( Island Lolland ) 遗址发现的66块家猪遗骨, 距今约5 0 0 0年。从古Celt人的防御工事中发掘的家猪遗骨,距今最多2500 年。
人类为什么要驯养野猪呢?
公元前8000年, 环境条件急剧恶化,人类可居住生活的陆地面积缩小, 可获猎物减少(部分原因可能由于过度狩猎造成), 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很难维持, 加上成功驯养狗的经验, 启发人们去驯养别的动物。
猪生长快，产仔多，世代间隔短，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个被驯化以作为提供人类肉食的家畜。
驯化就是使动物之适应野生条件所需的许多反射和习性，经过人的干预，创造出对变化了的外界环境条件的许多新的反应, 形成新的适应性的反应过程。
野猪驯化为家猪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是制造“系绳”以限制野猪的活动，促使其发生变异， 经过若干代后，猪的行动在被限制的环境里开始影响运动器官的机能， 一代代下去，猪的警觉性变得迟钝， 性情变得温顺而易于调教。
饲养管理也是改变野猪习性的一个决定因素，通过丰富的营养、严酷的限制、细心的管理、稳定的环境、固定的饲养时间和饲养日程, 最终使猪的体型甚至内部结构发生剧烈变化: 下颌骨、头骨和泪骨变短,鼻部上移, 颜面凹陷, 面部加宽, 后躯加长,体重增大, 体幅变宽, 胃肠发达, 腹围增大,白天活动, 黑夜休息, 犬齿退化, 性情温顺等, 与野猪截然两样。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 中国人民在猪的饲养和管理上费了很多苦心, 甚至不允许它们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因此, 这些猪显著地呈现了高度培养族所具有的那些性状, 比欧洲家猪驯化程度高得多。
人们驯化野猪必须进行必要的选种工作, 随着自然选择作用的削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猪的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 人类逐渐摸索选择那些对自己更有利的个体，增强了猪对人类经济有益性状的变异。
可以肯定, 在驯化初期, 由于环境条件变得太快, 猪未能急速应变, 以致身体各部分生长速度的平衡关系被破坏, 体内激素的分泌及功能也受到很大影响, 势必导致体型减小并失去繁殖能力, 但随着它们对新环境的逐渐适应以及长期的人类干预,体型开始变大, 繁殖能力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