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家庭教育、留学经历与情感纠葛如何塑造其思想？

胡适：家庭教育、留学经历与情感纠葛如何塑造其思想？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其思想的形成深受家庭背景特别是父亲胡铁花婚姻的影响。胡适自幼生活在官僚地主商人家族，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承担起教育责任。胡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他在留学美国期间接触到西方民主法治理念，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然而，胡适的私生活充满争议，多次的情感纠葛反映出他对自由和幸福的不懈追求。胡适的一生，既是对知识的执着探索，也是对个人命运和思想解放的深刻反思。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对胡适的成长可以说至关重要。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甚至其思想，没有其母，也就没有今天令人景仰的胡适。

胡适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临终之际要求冯氏督促胡适读书。冯氏“每日天未明即推适披衣起坐，为缕述先君道德事业。……天明，即令适着衣上早学。九年如一日，未尝以独子有所溺爱也。”当时垫师的教法很简单，就是令学生死记硬背了事。冯顺弟的过人之处，在于她要求儿子好读书而必求甚解。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她每年都私下多给垫师数目可观的学费。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胡适每读一个字，必得弄懂一个字的意思；每读书中的一句话，必懂那句话的含义。母亲的这种教学方法，打牢了胡适的国学基础，并为以后的学业成就铺平了道路。没有冯氏的九年如一日的督促，也就难以成就一生有三十八个博士头衔和懂得多国语言的胡适！

冯顺弟对儿子的管教充满了慈爱、严格和理性。胡适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冯顺弟从不在他人面前教训儿子，以维护小胡适的自尊心。但是，她每天清晨都要对胡适私下进行严厉的“晨训”，清算小胡适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决不姑息和溺爱。但当胡适生了眼病的时候，她便用自己的舌头去舔儿子的眼睛以求痊愈。

照常理，冯顺弟年轻守寡，只有胡适一个亲生的儿子，必当将其紧紧地护在身边，不准远游。但她既不囿于圣人的说教，也不盲从于母子的感情，在胡适13岁的时候，冯顺弟认为儿子已读完了私塾，应继续深造，她那深沉的母爱能上升为新的理性，让儿子远游上海，去接受“新学”的教育了。临别前，她强忍泪水，做出了欢欣的样子，送儿子上路，“三年始令一归省”。后胡适于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此时他年仅19岁。因行期由政府决定，竟未能回家乡向母亲告别。

在美留学7年间，胡适与母亲只能保持书信来往。1913年冯顺弟患了重病，她担心自己会一病不起，因此特意照了一张相，收藏了起来。为了不影响儿子在美国读书，她嘱咐家人说：“我若一病不起，不可将此事告诉我的儿子，仍要请人按月写信给他，做出我还活着的样子。待他学成回国时，把我的这张照片给他看，就如同见到我本人一样。”

胡适在其日记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家中经济很窘迫，母亲以典当首饰的钱才能过年，但当她听说有人以八十元的价格出售一部胡适需要的《图书集成》时，便毫不犹豫地借钱买了下来。对此，他发出感慨道：“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胡适没有辜负母亲期望，1917年7月，他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因普及白话文和主张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胡适的成功，也是他母亲的成功。胡适对于当年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一流的贡献，而他的母亲为中国贡献了一位胡适。令人叹息的是，胡适回国后第2年的11月，这位劳碌一生可敬可叹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逝，年仅46岁。悲痛欲绝胡适与刚完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江冬秀回家奔丧，写下《先母行述》：十五年中，侍膝下仅四五月耳。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分！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位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 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甚么事，说错了甚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藉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甚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

胡适的父亲胡传（1841年-1895年），一生娶了三位妻子。原配冯氏在太平天国之乱时罹难，胡传续娶曹氏，后又娶冯顺弟为第三房妻子。胡传在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人后，放下了科举之路，转而在东北宁古塔结识了边务大臣吴大澂，从而走上仕途。他追随吴大澂，先后在海南和黄河地区任职，曾任上海淞沪里卡（税收机关）总巡。胡传的仕途经历和思想倾向，无疑对胡适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传的婚姻状况也对胡适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胡传与多位妻子的婚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家庭结构。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可能促使胡适在后来的生活中对传统婚姻制度产生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自由恋爱和个人幸福的追求。

1910年，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尤其是“易卜生主义”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易卜生说：“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儿材料铸造成器”，认为青年学子愈是在国家为难时，愈应保持冷静，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将来作为救国的凭借。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胡适，使他更加坚定了通过知识改变中国的信念。

胡适在留学期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倡导“民主”与“科学”，主张通过文字改革来推动社会进步。1917年，胡适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一同发起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以文字为武器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

胡适的私生活充满了争议。他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江冬秀共同生活，但同时与多位女性保持着情感关系。其中，与曹诚英的关系最为复杂。曹诚英是胡适的表妹，两人在胡适结婚时相识，并互有好感。1923年，胡适在杭州与曹诚英重逢，两人感情迅速升温，甚至珠胎暗结。胡适回北京后要求离婚，但遭到江冬秀的强烈反对。江冬秀以孩子和自己的性命相威胁，最终胡适未能离婚。曹诚英则选择了堕胎，两人的关系从此变得复杂。

胡适的婚外情不止曹诚英一人。他还与韦莲司、陈衡哲、徐芳等女性保持着亲密关系。这些情感纠葛反映了胡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他一方面受到传统婚姻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这种矛盾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存在，也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

胡适的思想是在家庭背景、留学经历和个人情感的多重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他父亲的婚姻状况，尤其是多位妻子的更迭，以及母亲冯顺弟的守寡经历，对胡适的成长和思想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胡适的一生，既是对知识的执着探索，也是对个人命运和思想解放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