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如何为企业数据清洗和交易提供法律护航

律师如何为企业数据清洗和交易提供法律护航

随着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清洗和交易过程中的法律风险日益凸显。从合规性审查到隐私保护，从合同谈判到争议解决，律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将结合最新法规和实际案例，深入解析律师如何为企业提供数据清洗和交易的法律护航。

数据清洗作为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的关键步骤，不仅关注数据的质量提升，还必须在合规性和隐私保护方面进行双重考量。

合规性考量

1. 遵守法律法规：数据清洗过程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数据保护法规，如《个人信息保护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加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等。这些法规对数据的收集、使用、存储、传输、提供、公开等行为都有明确规定，企业在进行数据清洗时必须确保符合这些法规要求。遵守法规不仅有助于保护用户隐私，还能避免企业因违规操作而面临的法律风险和处罚。

2. 确保数据用途合法：在进行数据清洗之前，需要明确数据的合法来源和合法用途。数据仅能用于授权目的，不得擅自更改或扩大使用范围。对于涉及敏感信息的数据，如个人身份信息、财务信息等，需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确保数据不被滥用。

3. 数据审计和追溯：建立数据清洗的审计和追溯机制，记录数据清洗的全过程，包括清洗方法、步骤、结果等。这有助于在出现问题时进行责任追溯和整改。

隐私保护考量

1. 数据脱敏处理：在数据清洗过程中，对敏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是保护隐私的重要手段。脱敏方法包括替换法、加密法、删除法等，可以根据数据的类型和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脱敏方法。脱敏处理后的数据在保持原有数据特性的同时，降低了数据泄露的风险，保护了用户的个人隐私。

2. 访问控制和权限管理：实施严格的访问控制和权限管理制度，确保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访问敏感数据。定期对访问权限进行审查和更新，避免权限滥用和数据泄露的风险。

3. 数据加密和存储安全：在数据传输和存储过程中采用加密技术，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在存储过程中的保密性。采用安全的存储介质和存储方式，防止数据被非法获取或篡改。

4. 隐私政策和用户协议：制定并公布详细的隐私政策和用户协议，明确告知用户其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和保护情况，并获得用户的明确同意。隐私政策和用户协议应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被普遍认为是驱动创新和增长的新型资源。数据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过程后，其内在价值得以显现和利用，即数据价值化。数据价值化过程包括数据资源化、数据资产化和数据资本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紧密关联，反映了数据从原始状态到最终产生商业价值的转变过程。

1. 数据资源化：这是数据要素化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进行数据采集和数据标注，使数据成为企业的经营资源。在数据资源化阶段，数据的合规问题尤为突出。企业需要确保数据的收集和使用符合《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数据不合规最高处罚的标准为上一年度全球营收的5%。目前，根据我国相关执法实践，在因数据不合规被处罚的案例中，被处罚的最高额为80多亿元。

2. 数据资产化：涉及数据资产的登记、评估和入表。在数据资产化阶段，企业将数据资源通过无形资产、存货或费用化等方式纳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数据资产入表问题在这一阶段尤为突出，需要通过如DAC（Data Asset Compliance数据资产合规）法律意见书确保数据资产入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3. 数据资本化：数据资产入表后，企业需要进行资本市场活动，例如数据资产抵押贷款，增加企业的资产估值，从而有利于融资、IPO等。数据资本化阶段同样需要DAC法律意见书来确保数据资本化活动的合法合规。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已经2024年8月30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进一步细化了数据安全保护要求，为数据清洗和交易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1. 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国家根据网络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一旦遭到篡改、破坏、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危害程度，对网络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

2. 数据安全事件应急处理：网络数据处理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发生网络数据安全事件时，应当立即启动预案，采取措施防止危害扩大，消除安全隐患，并按照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数据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通过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方式依法向个人告知，并且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应当集中公开展示、易于访问并置于醒目位置。

在数字营销领域，消费者数据合规的关键是个人信息的合规处理，其中识别消费者数据中的个人信息便是合规的第一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采纳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识别方法，具体到实际操作中，“已知特定自然人”是一个关键要素，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某项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例如，在（2021）鄂11民终3136号案件中，信息处理者收集了手机号、IP地址等信息，了解用户身份，在此基础上收集用户的浏览记录，该浏览记录反映了用户的网络活动轨迹，法院即认定浏览记录属于个人信息。与之相应，在（2014）宁民终字第5028号案件中，不存在“用户”的前提下，信息处理者仅对浏览器的浏览记录进行处理，法院认为浏览记录已经与用户身份分离，无法确定具体的信息归属主体，浏览记录便不再属于个人信息。

对于能够直接识别出自然人身份的个人信息，应当主要从技术手段分析。因为该等信息能够直接识别到自然人，只有不再保留相关原始数据或者让原始数据受损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不能复原”的效果；对于浏览记录等无法识别出自然人身份，只能通过已知自然人身份进行关联的个人信息，则主要通过信息处理的场景进行分析，如果在该等场景下，已经对已知自然人的信息进行脱敏，且接触该等信息的主体无法通过第三方信息识别到自然人，那么该等脱敏手段则达到了匿名化效果。

结语

数据清洗和交易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律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合规性审查到隐私保护，从合同谈判到争议解决，律师的专业服务为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随着数据安全法规的不断完善，律师在数据要素化领域的角色将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