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赋能、公众参与、国际合作：中国考古学的三大转变
科技赋能、公众参与、国际合作：中国考古学的三大转变
中国考古学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从传统的田野考古到科技考古，从封闭的学术研究到公众考古，从国内研究到国际合作，中国考古学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体系。
科技考古：揭示历史的新钥匙
陕西榆林的石峁遗址，这座4300年前的石城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早期辉煌。通过科技考古，研究人员不仅发现了气势恢宏的宫室建筑和精美的石雕玉器，还揭示了石峁文明的起源和演变。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表示，科技考古揭示了石峁文明由土著人创造，并吸收了同时期相邻区域的文化因素，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
石峁遗址皇城台远景。皇城台为一处高阜台地，是石峁城址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区域。整体呈顶小底大的金字塔状，墙面可见石雕头像、动物纹等装饰。台顶平整开阔，大型夯土台基、“池苑”等重要遗迹星罗棋布。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孙周勇供图
河南洛阳的二里头遗址，作为夏朝晚期的都城遗址，展现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道路系统和宫城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陈相龙介绍，科技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不仅有高比例的外来人群，还有大量外来家畜，可能还汇入了小米等谷物、野葡萄等果品。此外，二里头遗址的陶器残留物研究还发现了酿酒和饮酒的证据，推测当时的酿酒原料主要是稻米、小麦、粟、黍，还混合了薏苡等，用红曲霉和稻米制曲并添加草曲。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以其独特的文物造型震惊世界。2019年后的三星堆新发现祭祀坑的发掘中，搭建了4个透明的考古方舱，舱体内部均可调控温湿度，给予出土有机质文物最佳保护环境，是全球首个“多功能考古综合发掘平台”。四川省文物局局长唐飞介绍，四川考古工作者先期搭建大棚，监测地下水位及温度并进行评估，继而搭建方舱，并在大棚内配备应急检测分析室、应急保护室等平台，有机质文物被提取后，运送至低温保湿的库房进一步处理，通过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护象牙等有机质文物。
发掘工作进行时的三星堆考古方舱。四川省文物局供图
文化遗产不仅在陆地，还在广袤海域。科技创新和设备改良使中国水下考古迈入新阶段。“我们将短基线定位系统应用于水下考古，确定潜水考古人员在水下的具体位置，并通过水下喇叭进行指挥，提高安全性和效率。”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冯雷说，目前中国一线水下考古队员大多具有技术潜水资格，还使用三维声呐扫描等技术呈现沉船在水下的状况，深潜器技术的发展也让中国水下考古从近岸走向远海。
公众考古：让历史触手可及
河北阳原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远古人类秘密的宝库。这里百年来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已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人类起源时间推前至约170万年前。一群中学生在考古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模拟发掘，按照地层和堆积情况寻找古人类在百万年前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介绍，专家还会现场教学生制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让学生找到更多乐趣，更深理解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器的意义和价值。
“考古不能仅局限于学术本身，更需要面向广大公众，让大家了解考古、喜欢考古、爱护文物、认识历史。”张文瑞说，许多考古现场都是将现场围起来，公众无法参与甚至接触，近年来根据情况，也会安排学生进入真实现场，参与一线的考古工作。
近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积极邀请附近村民走进公园参观，深入探寻他们脚下这片土地所蕴含的历史底蕴。“这切实拉近了当地村民与古代文化遗产之间的距离，让他们由衷地产生自豪感和荣誉感，对文化遗产的发现、保护等都有积极意义。”张文瑞说。
浙江安吉古城遗址始建于春秋，是越国早期重要都邑。以卧薪尝胆知名的越王勾践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立项于2017年的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让游客在参观历史遗迹、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入探索中国历史和文化。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安吉县古城遗址保护中心主任柯安顺介绍，这不仅探索了怎样把考古遗址公园运营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好，也实践了如何让公众更好找到与考古的连结，感受到考古的温度。
2023年，中国经历了博物馆热，尤其在假期，许多博物馆门前排起了长队，甚至一票难求。陕西考古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等考古专题博物馆，在博物馆热中尤为显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山西考古博物馆副馆长郑媛介绍，全国目前已挂牌五六处由考古科研机构筹建并管理的专题考古博物馆，近年中国产生了大量的考古成果，加之公众对考古的关注，各地考古博物馆的涌现是必然形成的结果。
一位小女孩在山西考古博物馆制做兔子灯。山西考古博物馆供图
湖北省博物馆新馆在2021年底开放，全新的设计展陈带给观众更为深刻的参观体验。通过文字、视听资料等多元方式，游客在探索中不断加深对越王勾践剑何以入楚、何以千年不锈的理解，还可通过互动触摸屏从各个角度端凝这件传奇文物的王者风范；“楚国八百年”专题展览着重反映楚人筚路蓝缕的奋斗精神、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九死不悔的爱国精神，不断引发共鸣……
“我们开展各类社会教育、大众考古讲座等活动；定期举办年度考古成果展和重要考古发现成果展等展览，逐步完成所有馆藏文物的数字化管理，搭建考古发掘—文物修复—数字化藏品管理—成果展示一体化平台，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真正走进大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
国际交流：跨文明的历史对话
商代王后妇好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许很快就会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原站长、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发布了细致考究后为妇好设计的数字人，让她将历史娓娓道来。
妇好数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原站长、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供图
“全世界的人们一提古埃及，就会想到拉美西斯二世；提到古希腊会想到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在传说中，他的弟媳海伦被拐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妇好与他们基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我们要提升她的知名度，这样才能让全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的古代文明。”唐际根说。
近年来，中国的考古成果不仅丰硕，而且在国际上获得了更广范围的认可，中国考古学国际话语权不仅得到增强，也更好向世界阐释了中国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湖北十堰出土距今约100万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提供了关键信息和证据；发现北京猿人控制用火的坚实证据，有力回应西方学者质疑；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发现了距今3到4万年的旧石器遗址，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改写全球学术界对远古人类征服极端环境的认识……史前人类在中华大地上的生存历史不断变得清晰。
“东方大地有特殊的人群、独特的文化，百万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连续演化，孕育文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考古提供了更强大的经费、人力物力的支持和保障，新兴科技设备仪器使考古如虎添翼，能把一些问题研究得更详实并作出更可信的结论，并不断增进中国考古的国际影响力与学术地位。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需要更宏阔的国际视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介绍，中外合作考古发掘研究起步比较早，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主要是请进来，欧美、日本学者参与到中国考古学的发掘研究工作中；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赴外考古逐渐频繁起来，包括亚欧大陆文化交流、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心考古等，比如2011年至2014年柬埔寨的吴哥古迹发掘，2015年的洪都拉斯玛雅文明的发掘与研究，2018年的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遗址群发掘。
中埃双方团队成员在孟图神庙遗址群发掘现场讨论发掘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供图
“以前我们很少在别的文明古国开展考古工作，难以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考古学者走出国门，与外国同行进行交流合作，在互鉴中了解彼此文明的独特性与共通性。
“考古工作体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必然会通过考古不断去得到揭示、阐释。真正的气派是立足中国的考古研究，是探索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意识。我们站在中国，要放眼世界，实现更高的水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种建荣说。
“这些年，中国在科技考古、公共考古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赴外考古发掘也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由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转变。这推动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技术能力的创新，构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考古智慧和力量。”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刘国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