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

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

2024年的最后一个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古文献学术前沿讲座”迎来最后几次讲座。从战国竹书《赤鹄之集汤之屋》到中古史志天象纪事，这门课聚焦中国古文献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最新成果，涵盖古籍的收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出版与规划等内容。

古典文献学的历史沿革

“古典文献专业一直被视为冷门绝学。”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海峥表示，早在1958年，北大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这个专业，1959年正式开始招生。

1978年恢复高考后，北大仍是全国唯一一所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直到1983年，教育部党组批准建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在教育部的领导下，除了当时已经恢复招生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之外，还在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后来，陕西师范大学也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

时至今日，5所设立该专业高校共培养了本科生2900余人，同21家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心），共同培养了硕士生6000多人，博士生2000多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起到了领军作用。

2018年7月，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献修复室里，古籍修复团队成员将一份修复效果不满意的民国30年古籍的破损书页放置在竹帘上，重新修复。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

作为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教授，杨海峥给学生开设训诂学、中国古籍入门、中文工具书与典籍概要等课程。而39年前，她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刘蔷，是北大“古文献学术前沿讲座”受邀客座教授之一。她本科和硕士学的都是图书馆专业，此后一直从事相关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古籍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才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博士，继续深造。

“因为我自己是做古籍整理工作的，所以就离古文献相关专业越来越近了。”刘蔷说。

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和古籍保护人才，刘蔷解释，古籍整理和古籍保护其实是“两个概念”。前者能够从出版、图书馆、古典文献学等相关专业输送人才，而后者涉及古籍修复，涉及一部分传统技艺，甚至还包括修书裱画的修复师。到了研究生阶段，二者会细分成不同方向。

“其实，目前全国只有少数几所高校设有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如复旦大学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中山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而古典文献研究整理则相对更普遍一些。”刘蔷补充。

“冷门绝学”的现状与发展

2024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在北京揭牌成立，下设满学、简帛学、古典学等5个研究中心。据了解，该研究院致力于培养相关学科专业后备人才，已开设部分冷门绝学核心课程，并联合国内相关高校与科研单位，创立全国冷门绝学科教联盟。

近年来，国内高校开设与古典文献相关的专业渐渐多了起来，大多都是在研究生阶段开设。而在本科阶段开设古典文献专业的，除了北大、浙大等5所高校之外，河北大学2004年获批成立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北京语言大学分别于2003年和2006年获批文献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权点。最近，北京语言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申请加入古委会直接联系教学单位并获批准，成为古委会的第六个直接联系教学单位。此外，内蒙古大学蒙古语学院也于2021年增设蒙古语授课的古典文献学专业。

202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在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科技发展为古籍保护注入新动力

随着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日益重视，古典文献专业也逐渐焕发了新生机。刘蔷特别提到了2007年国家启动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以及随后设立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这些举措对古籍的普查、定级保护以及修复师的培养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她说。

在谈到古籍保护与人才培养的具体举措时，杨光辉介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在古籍修复师的培养上，采取了“内外兼修”的模式。所谓“内”，就是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学习，通过开设古籍保护科技基础、古籍修复实践等专业课程，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古籍保护理论知识。而“外”则是指实践锻炼，学生有机会进入实践基地学习，接受行业导师的指导，亲身参与古籍修复工作。

这种“师带徒”的形式，不仅让学生有机会接触行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拓宽眼界，更在实践中锻炼了他们的修复技能。

武士勋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导师授课时都是亲传亲授，“手把手教学”。课程涵盖古籍修复、古籍编目、科技保护、书画装潢、书画临摹、刻碑拓印、数据库建构等诸多方面，这让他“感觉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既学习到了古籍保护的理论知识和科学原理，又动手实践了各种修复方法”。

“有时候，为了完成一本古籍的修复、一卷书画的装裱，我们会在工作室连续加班到深夜，但是大家却不感到厌倦，而是成就感满满。”武士勋说。

杨雪珂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第一届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硕士，如今留校成为一名古籍修复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供图

数字化时代的古籍保护

当前，高校古籍工作正站在传承与创新的交汇点上。古委会秘书长卢伟也提到，古委会非常重视古籍数字化工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委会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的3个研究所布点用电脑编纂《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同时在东北师大、上海师大布点用电脑储存古籍、校勘古籍。”卢伟说。

古委会以北京大学人文社科数智化基地为抓手，统筹协调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教学研究机构共同建设高校古籍数智化实验室，从高校馆藏古籍资源数字化和古籍智能开发利用等多个方面，推进高校古籍数字化工作，利用最新高科技手段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把古籍整理研究和保护利用有机结合，打造“高校古籍数字化平台”，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助力全国古籍资源汇聚共享，开展古籍智能化研究和实践。

卢伟强调，古委会今后也将“加强古籍保护利用和数字化中心的工作”，让古籍文献得到更全面、系统地保护和传承。

“近年来，北大在学科建设上有了新的举措，如跨学科合作，用数字化、数字人文等方式，补充传统古文献学整理和研究。课程设置等方面也在改变，例如与智能学院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完成古籍整理校勘等工作，提高效率。”杨海峥说。

她提到，与自己39年前刚入学时相比，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都“有了很大变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古籍整理的新方法、新理念乃至新的知识，都被贯彻到新的教材和教学过程中，与时俱进。”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