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被杀,是咎由自取还是另有隐情?杨家后人:张学良中了奸计
杨宇霆被杀,是咎由自取还是另有隐情?杨家后人:张学良中了奸计
1929年1月10日,东北“小诸葛”杨宇霆在张学良的帅府老虎厅被击毙。这位曾辅佐张作霖打下东北半壁江山的智谋之士,为何落得如此下场?张学良为何要对这位父亲的老臣下痛下杀手?有人说他功高震主,恃才傲物;有人说他心怀鬼胎,欺人太甚。然而,杨家后人却道出了另一番说辞:张学良中了国内外的奸计。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杨宇霆的命运与东北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是如何从东北政坛的智囊,沦为一个被猜忌的对象?他与张学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这背后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隐情。究竟是杨宇霆咎由自取,还是张学良轻信谗言?让我们走进历史的迷雾,寻找这段往事的真相。
一、杨宇霆的政治生涯与地位
1912年,杨宇霆初到奉天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幕僚。他以过人的才智引起了张作霖的注意,从此开启了他在东北军政界的崛起之路。
最初,杨宇霆在张作霖的幕府中主要负责文案工作。1916年,奉天巡按使张怀璧遭到暗杀,张作霖趁机入主奉天。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宇霆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方案,不仅帮助张作霖稳住了奉天局势,还为其日后统一东三省奠定了基础。
1919年,东三省爆发直奉战争。杨宇霆建议张作霖采取“以战争养战争”的策略,通过控制关内的商路来获取军费。这一建议为张作霖解决了军费困扰,使其在战争中占据主动。
杨宇霆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军事外交方面。1922年,他提出了“联日制俄”的策略,在日俄之间寻求平衡,为东北的发展争取了相对和平的环境。同年,他主持修订了东北的田赋制度,建立了现代化的税收体系,使东北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1924年,杨宇霆开始着手建设东北海军。他认为东北必须有自己的海上力量,才能抵御外来侵略。在他的主持下,东北购买了多艘军舰,并在旅顺建立了海军学校,为东北培养了一批海军人才。
1925年至1927年间,杨宇霆主持修建了一系列战备公路。这些公路不仅促进了东北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打破了日本对东北铁路的垄断。他还在公路沿线设立了多个军事驻地,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在军事谋略方面,杨宇霆展现出了非凡的才能。1926年郭松龄叛乱时,他建议张作霖采取“围魏救赵”之计,调动兵力包抄郭松龄后路,最终平定了叛乱。这次成功让他在东北军中声望达到顶峰,被誉为“东北小诸葛”。
1927年,杨宇霆被任命为东北军总参议。在此期间,他积极推动东北的工业化进程,支持开办工厂,发展实业。他还创办了东北大学,为东北培养现代化人才。
然而,随着张作霖的势力不断扩大,杨宇霆的地位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忌惮。他们认为杨宇霆是阻碍日本扩张东北利益的最大障碍。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杨宇霆的处境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他坚持主张东北应该自主发展,这与日本的利益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在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杨宇霆力主张学良继承父位,并承诺全力辅佐。但此时的东北政局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场针对杨宇霆的暗流正在涌动。
二、日本的离间计谋
日本对杨宇霆的不满由来已久。自1922年开始,杨宇霆在东北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权助曾在给东京的密报中指出:“杨宇霆此人,乃东北最大之阻碍。”
1925年,日本提出杂居问题时,杨宇霆在政务会议上公开反对。当时日本要求在东北实行日本人与中国人混居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在试图打开日本移民东北的大门。杨宇霆向张作霖指出,这一要求与“二十一条”中的第十六条如出一辙,接受这一要求将为日本全面控制东北埋下隐患。
1926年春,日本通过其在东北的情报网,开始有计划地散布杨宇霆“通俄”的谣言。他们制造了一份伪造的电报,声称杨宇霆私下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保持联系。这份电报通过日本扶持的东北报纸进行了暗示性报道,引起了东北军内部的猜疑。
1927年底,日本策划了一次更为精心的“选举”事件。他们暗中操纵东北地方议会,在一次非正式投票中,杨宇霆的得票数超过了张学良。这一消息迅速传到张学良耳中。日本人借此暗示杨宇霆在东北的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张家。
1928年,日本又在张学良身边安插了亲日派人员。这些人向张学良提供了一份《日本外史》,书中特意标注了几个历史故事,暗示“功高盖主者必遭杀身之祸”。这本书在张学良的书房里放了整整三个月。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加快了离间计划的步伐。他们派出特务,伪装成东北军官员,向张学良汇报杨宇霆与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的“秘密会面”。这些所谓的“会面”全部都是虚构的,但却给张学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1928年末,在东北易帜问题上,日本又玩了一手离间计。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向南京国民政府暗示,只要除掉杨宇霆这个“亲俄派”,日本就不反对东北易帜。同时,他们又向张学良透露,杨宇霆正在秘密筹划以“独立东北”为筹码,与日本谈判。
更为精妙的是,日本人还利用了杨宇霆的性格特点。他们深知杨宇霆为人耿直,常常直言不讳。每当杨宇霆在军政会议上提出批评意见时,日本方面就借机向张学良暗示:“杨宇霆此举,是在削弱少帅威信。”
1929年初,日本特务机关制造了最后一个谎言。他们伪造了一份杨宇霆与日本某高官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重组东北政权”的计划。这份记录通过多种渠道传到张学良手中,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离间计谋中,日本充分利用了张学良的年轻气盛和对权力的敏感。他们既不直接出手,也不留下痕迹,而是通过制造谣言、散布疑云的方式,逐步瓦解了张学良对杨宇霆的信任。
三、张学良的个人因素
张学良在接掌东北政权时年仅27岁,这个年龄与其所担负的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928年6月父亲遇害,到1929年1月杨宇霆被杀,短短半年时间里,张学良的言行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张作霖遇害后的头三个月,张学良每天都要到帅府老虎厅召开军政会议。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显示,杨宇霆在这些会议上频繁发言,而张学良往往保持沉默。但到了1928年10月,情况发生了转变。张学良开始多次单独召见其他将领,避开杨宇霆。
1928年秋,张学良的近侍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原本由杨宇霆推荐的几名幕僚被调离,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年轻军官。这些新任命的军官中,有不少人与日本特务机关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经常在张学良耳边谈论杨宇霆的“专横跋扈”。
张学良的生活习惯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问题。据其秘书赵琪的回忆,张学良开始沉迷于鸦片。这种习惯是在一位日本商人的引荐下养成的。吸食鸦片导致张学良的作息紊乱,有时连续几天不理政务,重要决策往往在清醒后仓促做出。
1928年12月,张学良与于凤至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于凤至的父亲于芷山是日本在东北的重要代理人。于家多次在私下场合暗示张学良提防杨宇霆。据张学良的警卫队长后来透露,于凤至曾向张学良展示过一份“杨宇霆密谋”的文件。
本文原文来自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