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改土归流：消除土司割据，推动西南边疆发展

雍正改土归流：消除土司割据，推动西南边疆发展

雍正时期，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实施改土归流，“置郡县，易封建”，促进“九州之大归于一统”（光绪《普洱府志稿·建置志》）。改土归流促进了政治统一，为经济、文化的大开发、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成为清代“大一统”国家构建与发展的重要环节。

土司制度在其建立到发展完善过程中，促进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各民族由“羁縻控制”到“间接统治”的转变，对于增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土司“虽受天朝爵号，实自王其地”（《明史·四川土司》），世世相承，控制着其治下的土地和人民。明代中期便开始实施“改土归流”。但至清雍正朝，因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改土归流”仅作为控制土司的一种手段或惩一儆百的应急之策，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土司制度。大片区域仍被土司统治，“流官管辖者十之三四，土司管辖者十之六七”（《朱批谕旨·常德寿奏折》），加之湘、黔境内“流、土俱不受”的“化外苗疆”，行省之内同时存在郡县之地、土司辖地、“化外苗疆”三种不同的疆域形态，对应的治理方式也差别很大。

自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实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改土归流，将打击不法土司与开辟“苗疆”结合起来，其成效最直观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土归流数量多、范围广。据统计，西南五省共革除土司220家，开辟“化外苗疆”十余处，新设流官152处（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于滇，以澜沧江为限，除江外沿边境一线的土司得以继续保留外，江内地广势大的土司被全部改土归流；于黔，“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于桂，“改流面积殆占土属全部幅员五分之四”；于川，改流后新设府州厅县几达全省之半；湖广改流最为彻底，自此“湖广无土司”。《清史稿·土司传》将之总结为“蛮悉改流，苗亦归化”。学界则称之为“大规模改土归流”。

二是给予土司制度以巨大冲击。改流后，大片土司辖地和“化外苗疆”被纳入郡县直接统治，地方管理体制实现划一。对存留的土司，则通过强化原有的承袭、安插、贡赋、奖惩、征调等制度，并创设旨在削地限权、强化控制的分袭、抚恤、考成等规定，形成一整套完备的管理和控制体系，限制其政治、经济、司法等特权。上述边疆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给予土司制度巨大冲击，大多数仅“存其名号而已，无尺寸之柄”（乾隆《贵州通志·秩官志》），或只管理三五个村寨，甚至出现不理村寨和不世袭者，其割据性被消除，土司制度走向衰落，极大增强了西南边疆的政治统一性，为全方位的社会变迁创造了条件。

西南地区早在秦汉时就已纳入郡县统治，开发较早。元明以来，大片土地被土司占据，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经济发展不平衡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改土归流带来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了西南边疆规模空前的经济开发运动，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矿业开发“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清代的矿业·前言》）。清代货币银、钱并行，京师鼓铸制钱所需主要原料铜和铅，“改土归流”以前主要依靠产自日本的“洋铜”和盛京、湖南的铅，改流后全面转为使用滇铜和黔铅。自乾隆五年（1740年）始，每年滇铜、黔铅的产量超过1000万斤和600万斤，以630余万斤滇铜、360余万斤黔铅运至京师鼓铸制钱，支撑清代国家货币金融运行，作为清朝的国家战略，持续一个多世纪。西南边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边疆地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更好融入全国经济体系之中，加速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大量移民的涌入历史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的人口规模和民族构成。开采矿产动辄万人，仅云南东川一地，“银、铜、铅、锡各厂共计二十余处，一应炉户、砂丁及佣工、贸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乾隆《东川府志·鼓铸》）；在贵州，“自雍正五六年以来……银、铜、黑白铅厂上下游十余处，每厂约聚数万至数千不等”（《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壬子）。矿业开发吸引了大量移民，为边疆开发提供充足劳动力资源的同时，导致人口激增，粮食需求随之增长，于是官府将“垦荒之法视为民生第一要务”，招民开垦，又吸引更多从事垦殖的移民到来。有学者估计，从康熙三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的人口从500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政策，通过废除土司制度，改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员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推动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这一政策不仅解决了土司割据问题，还促进了民族融合，为清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改土归流政策是雍正帝在西南地区推行的重要改革，通过废除土司制度，改由中央直接派遣官员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推动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这一政策不仅解决了土司割据问题，还促进了民族融合，为清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