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洛阳古城的千年变迁见证

二里头遗址：洛阳古城的千年变迁见证

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在洛阳盆地发现了一处震惊世界的考古遗址——二里头遗址。这一发现不仅揭开了中国最早王朝——夏朝的神秘面纱，更为我们展现了洛阳这座“十三朝古都”的最初面貌。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遗址内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手工业作坊和祭祀遗存，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玉器及陶礼器，具有明显的早期都城性质。遗址发掘者赵海涛指出：“二里头都城主要是通过主干道路划分出规整的功能区，在这个‘九宫格’布局中，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和宫室建筑群。遗址内探明有多条沟类遗迹将遗址南部划分为5个区域，呈现出与二里头遗址相似的“多网格”布局。这种布局规划反映出严格的社会等级观念，宏大的宫城和复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显示了清晰的宫城、宫室制度。

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大量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绿松石或金属粘嵌等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龙形图案分陶塑、雕刻两类。除了陶器上的龙形图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许多龙形遗物，尤以镶嵌于漆木器上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龙纹铜牌饰最为突出。这些龙形遗物均随葬于大中型墓葬。可推知二里头遗址随葬有龙纹遗物的墓葬规格较高，墓主生前应为较高地位的统治阶层。

二里头文化中的龙图腾形象格制渐趋统一，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早期中国文化认同和多元一体的历程：从仰韶时代的满天星斗，到龙山时代的逐渐融合，最终形成夏商时期多元一体的格局。历经数千年的演进与融合，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与信仰载体。

礼乐制度是建立社会秩序、昭显阶层等级的重要准则，也是社会关系和国家意识的集中体现。文献显示，夏代已确立起较为完备的礼制，故有孔子言：“夏礼吾能言之。”其中祼礼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礼仪活动，施行于宗庙祭祀及宾客饗燕诸礼之中。

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常组合出现的陶质酒器爵、盉、觚、鬶、尊、豆、平底盆、三足盘，以及漆木觚、圆陶片等均为祼礼的器用组合，共同见证着夏人礼乐制度的成熟与礼器器类的丰富与定型。夏人的祼礼用器很长时间都以陶质酒礼器为核心，在青铜冶炼技术成熟后，陶质酒礼器开始逐渐被青铜酒礼器取代，如二里头文化三期出现的青铜爵，其造型直接由陶爵发展而来，这显示了夏代祼礼在仪制与器用上的延承性。

二里头遗址不仅是夏代晚期的都城，更是洛阳这座千年古都的开端。作为“十三朝古都”，洛阳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多个重要王朝的兴衰更替。从夏朝到商朝，再到东周、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洛阳始终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里头文化呈现的严格方正、居葬合一的都城规划制度、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多种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成为商周文明的主要基础，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华文明开拓创新、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重要体现。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示二里头遗址，2019年10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同步建成开放。博物馆展陈包括基本陈列、数字展厅及临时展览展厅，系统展示了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文化探索历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藏品类型涵盖青铜器、陶器、玉器、绿松石器、骨角牙器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形成规模和体系。

自开放以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举办各类活动500余场，荣获“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等多项重要奖项。作为展示华夏第一王都的平台，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对推动二里头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交流，探索和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形成，对彰显中华文化自信、传播河洛文明、助推洛阳博物馆之都建设、增辉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均具有重要意义，已经成为河洛大地上一处新的文化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