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几次汉字拼音化计划及其成效

历史上的几次汉字拼音化计划及其成效

汉字拼音化是近现代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注音字母、汉字拉丁化运动、国语罗马字等多个方案。本文将详细回顾这些方案的背景、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展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复杂历程。

注音字母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在文化层面急需革新，文人们开始了白话文运动，同时兴起了国语运动——也就是推广全国标准通用语，相当于现代推广普通话。

这些运动对汉字拼音化起了推动作用。因为在清代乃至更早的方案里，都包括了对方言进行拼音化记录，因此会造成汉语拼音方案非常复杂，而国语运动就直接忽略了方言，避免了这种问题。

国语运动的官方机构是读音统一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还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民间团体叫国语研究会。读音统一会颁布了注音字母，即后来台湾省沿用至今的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实际是章炳麟所制的记音字母，从该方案中选取15个字母：“ㄇㄈㄅㄌㄏㄕㄊㄙㄧㄩㄛㄟㄠㄥㄢ”，再改造部分汉字得出23个字母，另外造一字母“ㄦ”，共计39个。

1920年，增字母“ㄜ”，共计40个。不过注音字母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确保汉字不变，为汉字提供注音的字母，和后来的汉语拼音等同，而不是汉字字母化（拉丁化）方案，这个在当时汉字拉丁化学者看来，是在开历史倒车。

汉字拉丁化运动

在当时支持汉字拉丁化的学者眼中，白话文运动就是为汉字拼音化开路的。汉字拉丁化（拼音化）方案如果在书面文是文言文的情况下，铁定会因为同音字太多而完全不可行。譬如赵元任的石室诗士一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有白话文被广泛作为了书面文的情况下，汉字拼音化方案才能推广。

中国汉字拉丁化思潮兴起在晚清甲午战争、义和团之后，从1900年代-1930年代，促成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改革。在三十年代，汉字拉丁化掀起高潮，该思潮提倡以拉丁字母取代汉字（全拼音文字，即越南文字彻底拉丁化模式），当时汉字文化圈里各国的汉字改革，都有废除汉字论的部份。

“汉字拉丁化”在当时的实际意思就是“行文不用汉字，全文用字母写出”，已经和其他两个概念完全不同：一，汉语拼音运动，指以拉丁字母作为辅助标音的手段，而不视标音本身是“文字”；二，并不以取代汉字为目的，局部的全拼音文字，例如来华传教士翻译的“白话”圣经。

废除汉字论有大批知名知识分子支持，包括陈独秀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魔窟，废之诚不足惜”，蔡元培指“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鲁迅指“方块字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民的武器”。

1935年3月，茅盾发表《关于新文字》，支持汉字拉丁化。1935年12月，陶行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研究会通过了由蔡元培、孙科、鲁迅、陶行知、陈望道等688位人士联名签署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表示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在这种大众气氛中，全国各地各个城市都有新文字研究会等组织，出现了多种拉丁化汉字方案。

不过最终被后人记得的只有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两种方案。

首先是政府背景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在1926年又发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语罗马字”方案。该方案的制订者有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周辩明等。这个方案和后面的拉丁化新文字被称为“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国语罗马字方案是为彻底改变表意体系的汉字而研制的一种汉语拼音文字方案。

由林语堂倡议，赵元任作主要研究，从1925年到1926年获国语推行委员会协助，1928年9月26日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它与当时已流行的注音符号并存，其后于1940年易名为“译音符号”；林语堂还另提出简化版，教育部称“林语堂式”。

拼写举例（摘自赵元任《最后五分钟》序言）：

Shianntzay de shin　wenshyue buneng meiyeou shin
现在 　 的 新　 文学　 不能　 没有 　 新
wentzyh,yeoule shin wentzyh,feidann tzay shyrjih
文字，有了　 新　 文字， 非但 在 　实际
shang　yeou　duoshao de　biannlih,tzay　Jonggwo
上　 有　 多少 的　便利， 在　 中国
jianglaide jingshern wenming shanq yee kaile i-tyau
将来的　 精神　 文明　 上　 也 开了 一条
shin luh──tianx tingjiann de “Jong-Shi goutong”
新 路 ──天天 听见 的 “中西　 沟通”
de　laohuah,yee jiow　yaw　deeng　jehme　i-lai
的　 老话， 也 就　 要　 等　 这末　一来
tsair chiitourl yeou ge bannfaa.
才　 起头儿　 有　个　办法。

国语罗马字的方案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同时也适当兼顾其他“官话”区域的读音；
②完全采用现成的拉丁字母，不增加新字母也不附加符号；
③充分考虑到现代汉语的语音特点，同时也尽可能地照顾到国际习惯；
④用变化拼法的办法来表示声调，避免附加符号。

但缺点是表示声调的规则较繁，带来学习上的不便。

在1986年1月, 国语罗马字被修改为台湾省的汉字注音二式。

国语罗马字使用不广，公布后多年在世界范围内仍多用威氏拼音。但其部分标调规则仍然在某些无法使用附加声调符号的场合下被沿用，比如现今汉语拼音标示地名时，为区别山西省与陕西省，依旧将陕西省写作Shaanxi Province，实际上沿用了国语罗马字的方式。

在当时左派学者看来，国民政府牵头搞得国语罗马字这套方案，实际就是几个资产阶级学者在书房里闭门造车的产物，不值一提。

于是，处在民间地位的学者们搞出了一套拉丁化新文字。

特别提一下鲁迅先生，他在当时是推广新拉丁化汉字的激进分子，他认为：新文字除了懒虫和低能儿，人人都看得懂写得出，还可以写得很快。

1920年，苏联掀起了一个被列宁称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为本国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统一创造一种用拉丁字母也就是罗马字母拼写当地语言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简单合理、容易推行，在扫盲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1年，在苏联学习的瞿秋白因为受到了这次运动的影响，也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字的拉丁化问题，他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写成了《拉丁化中国字》的草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再度到苏联，与在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等人继续研究文字改革方案。经过几年的研究，在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在莫斯科出版。

瞿秋白

1931年，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宝、龙果夫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新文字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1）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时代。

（2）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用纯粹的拼音文字替代它。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例如日本的假名、朝鲜的拼音，中国的注音字母等等。

（3）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字。

（4）要采取符合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

（5）要注重国际化的意义。

（6）大会认为要达到以上目的，只有采用拉丁字母，使汉字拉丁化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

……

虽然带有鲜明的革命时代特色，但是这套方案确实是中国文字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实践，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也是汉语汉字全音素化的一次成功实验。

拉丁化新文字设计十分全面，包括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设计原则、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拼法规则、写法规则等一系列内容。

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人们出版了各种相关的教科书、书籍和报纸杂志，发行范围遍及全国，流传海外。这个方案的影响力和试行范围，以国内而论远超官方色彩的国语罗马字。那些报纸杂志出版物有不少保存到了现在，已经成了历史文物。

以下为相关各种出版物

拉丁汉字的大众报

从1934年到1937年，中国拉丁化新文字先后又设计出了宁波话、上海话（后改名为江南话）、苏州话、无锡话、温州话、福州话、厦门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广西话、湖北话、四川话等13种等方言方案。不仅如此，甚至还出现了县级方言方案，如宁波还诞生过镇海话拉丁化新文字（设计者李长来）、定海话新文字（设计者杨良济）。

这一时代大众设计拼音的热闹程度，大概也和呈现万“码”奔腾场面、发明上千种汉字电脑输入法的上世纪80年代差不多。

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在51年时说：“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简化汉字成了第一要务。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

吴玉章

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公布并成功得到贯彻实施的简体字方案和字表，是1956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并最终制定出了一个《简化字总表》。现在我们通用的是1986年重新发布的《简化字总表》（简称《总表》），《总表》曾经颁布过两次，一次是1964年颁布的，一次是1986年。

1955年10月，汉字拉丁化的领头人吴玉章在《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中说：“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汉字拼音化的难备工作。”老吴对自己的拉丁化方案坚持了几十年，真是念念不忘。

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出中国汉语拼音草案，征求意见，吴玉章同志在56年多次多场合发表意见表示这个拼音方案将是中国拼音化文字的基础，虽然他现在只是用作汉字注音。

但是，到了1958年，周恩来总理一锤定音：“《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汉字拉丁化进程就此中止，估计老吴同志一定是倍受打击的。事实上，周总理的讲话，宣告了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寿终正寝。

相关的汉字拉丁化组织在这个讲话后不久，就纷纷解散了。

总结

汉字拉丁化，如今看来似乎没什么必要，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在电脑上输入汉字，信息化并不能妨碍古老的汉字文化发展。

不过，不能就此认为当时的社会精英是愚蠢的，并庆幸这种拉丁化的荒唐想法幸好没有实现。如果设身处地，就会发现“汉字拉丁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愚蠢笑话。

中华文明是一个原创性文明，并在历史上长期辐射周边。长期的领先周边的过程中，中华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是自信而且骄傲的，即使是外敌入侵亡了国，文明仍然不像其他某些古国那样中断。这得益于在近代之前，中华文明几乎没有遇到过文明程度和军事实力同时压倒自己的威胁——即使是野蛮人征服者，最终还得说我的语言，学习我的体制。

哪怕在1840年之后遇到了文明程度和军事实力同时高于自己的西方文明，中国社会精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可行的。在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彻底落后之后，过度自信立即变为自卑， “救亡图存”成了文明自保的首要任务。

“汉字由于过于复杂而阻碍中国人掌握知识”，拉丁化这是当时众多“救亡图存”的解决方案中的一种。一个传统社会要进行适应时代的彻底改造时，实际是不可能一步步去做试错实验的，一是在那个列强入侵时代没这个时间去做社会实验：二则社会处在变动期，实在是难以进行细节控制，无法预知结果，只能保证总方向，走一步算一步。

所以当时众多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方案，很多都是纸上谈兵，存在着各种问题。

汉语言文字本身有许多不同的口语和书写系统，书同文-秦始皇统一书写体系，汉字被秦帝国标准化，古文-文言文至此开始作为整个中华世界的通用书面语得以固化和维持，成为中华大一统的文化基础。中华世界的口头语言（汉语）则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地方方言，实际上经常与书面的文言文是脱节的。这是导致汉字难学的重要原因。

但中国落后、文盲众多是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没机会学习，汉字普及从何谈起。民国时期文盲率在全世界也算是很高的，一个国家如果文盲人口多，社会动荡、人心思变是必然的，因而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汉字拉丁化很有市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汉字不能用于输入电子设备，对当时的科学发展毫无用处，直到能输入为止，在这之前当时的大部分文人都认为汉字拉丁化才是汉字发展的唯一道路。

拯救了汉字的不仅仅是领导人的政治敏感性，主要是因为两大原因：

一是简化汉字的发布，以及新中国声势浩大和彻底的文化扫盲运动，通过国家力量迅速推广和普及了简化汉字，这是中国教育普及的最大成果。

二是从民国开始直到现在的“国语统一”、“推广普通话”运动，加上白话文运动的成果，消除了汉字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脱节。语音统一，不仅由此消除了全国人民交流的语言障碍，还为信息化时代的汉字电脑输入开通了道路。

这两点都是中国人百年努力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彻底的挽救了汉字。

大家都说汉字拉丁化会导致我们看不懂古文汉字，各地因不同方言而分裂，其实，前者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来说是次要的，后者主要是因为政治因素。

现在我们不再需要汉字拉丁化，是因为没有必要瞎折腾。汉字这个奠定我们两千年大一统根基的文化要素，已经和中华历史文化完全融合一体。重新推倒重来，重装一套文字书写系统，没有必要也没可能。也许就是这些原因，使得我国政府彻底打消了汉字拼音化的念头。

参考：《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汉字简化方案制定始末》、《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