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为防御瓦剌而建，永安城见证昌平变迁

500年前为防御瓦剌而建，永安城见证昌平变迁

北京昌平街头有一块石匾，上面刻着“畿辅重镇”四个大字，很多外地朋友都很纳闷，甚至有些昌平人也不太清楚，这四个字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

这块石匾是昌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畿辅”指的是京城周边的地方，“重镇”是具有重要军事地位的城镇。石匾中所指的“重镇”，正是昌平城的前身——永安城。

永安城至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它位于现在的城北街道范围内，如今昌平人常走的东西南北四环路，就建在昔日永安城的护城河上。

永安城的建立，要追溯到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当时，蒙古瓦剌部大举进攻明朝，塞外城堡相继陷没。由于行军路线屡变，士兵疲惫不堪，致使明军在土木堡战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在百官拥立下临危称帝，改年号为“景泰”。经过紧锣密鼓的举国动员，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明朝的方向逆转，瓦剌军终于退出塞外。然而，撤退途中的瓦剌军烧杀抢掠，将天寿山长、献、景诸陵寝殿和供器焚毁一空。

痛定思痛的明王朝开始重新审视并加强它的北部边防。在皇陵以南、距旧县村东八里的地方，筑造了一座新城，取名“永安城”。寄托着美好的愿望，有长保久安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永安城与延庆区的永宁古城有着特殊的联系。永宁位于延庆区，在十三陵以北，蒙古人可以从永宁骑马打到十三陵，保卫皇家陵寝也是永宁城的特殊职责。永宁永安连在一起，意为永远安宁。

由于军情紧迫，永安城的筑造非常高效，历时一年零四个月便已具规模。《明英宗实录》载，景泰二年（1451）五月，永安城筑造完工。

关于永安城的修建者，目前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由昌平侯杨洪修建的。杨洪镇守在宣化，现在的宣化的拱极楼门中间写着“昌平门”三个字，还有一座楼叫清远楼，城上也写着“昌平”两个字。

但是，从新发掘的史料中看，修建永安城的另有其人。第二种说法是这样的：“土木之变”后，景泰元年八月，被俘虏的明英宗被释放后被景泰帝软禁。1451年七月，景泰帝废黜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1457年，明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废景泰帝为“郕戾王”，同时处死了在北京保卫战中有大功的兵部尚书于谦。

明成化二年（1466），于谦之子于冕上疏明宪宗朱见深，为父伸冤。奏疏中叙述于谦的功绩，由此揭开了筑城永安的谜底。原来永安城的督建者是成山伯王通，而推荐王通和筑城永安的倡言者便是一代名臣于谦。

昌平县治、儒学、仓库等也从原治所迁至永安新城，原县城也就因此被称为“旧县”。直至景泰三年（1452），永安城“包砌土城毕”，才终成壮丽的城池，满朝上下欢欣鼓舞。据载，代宗颁奖犒赏所有参与造城的官兵，官员每人赏钞200贯，士兵工匠每人赏钞50贯。

新建的永安城，高两丈一尺，周长约六里，四角设箭楼，瓮城内外各有层楼。长陵、献陵、景陵三卫官军分戍于城内。现在昌平还有献陵卫胡同，献陵卫就是当初永安城内安置的卫所之一。

天顺三年（1459），天寿山守备廖镛上奏明英宗，在永安城内建造谯楼，谯楼即鼓楼，内设铜壶、滴漏，日常报时，战时报警。次年谯楼初竣，四面均设匾额，巍峨的谯楼从此成为永安城内的新坐标。今天昌平鼓楼大街等地名都是因谯楼而来。

到了明弘治年间（1488-1505），除军事设施外，永安城内的行政设施也不断完善并初具规模。明正德年间(1506—1521)，昌平由县升州，永安城也就成为了州治所在地，州署就设在城内西大街。

有趣的是，曾经的“昌平州”的县衙位置，正是如今区政府的所在地，可谓万事总有前因，城市也有沿袭。

明万历元年（1573)，因城内陵卫官军及随军亲属日益增多，遂在永安城南扩建连接了一座城池，两城以墙相隔，一门相通，名曰小南门。城内铺舍林立，新城周长约4里，裕、茂、泰、康、永等陵卫官军至此全部迁入永安城内。

崇祯九年（1636），兵部侍郎张元佐修补东城门楼，并将城中内墙拆除，永安新城、旧城从此合为一体。这是文献可见的永安城在明代被修缮的最后一次记录。

康熙十四年（1675），历经沧桑的永安城被重新修缮，此时的永安城镇抚雄州，辐射万里，巍然焕然。城池写下了新的门额。

庚子之变，昌平州署付之一炬，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修。1956年，因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永安城墙陆续拆除。1971年，雄踞永安城中的谯楼也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值得庆幸的是，1955年在全国公映的电影《平原游击队》就是在永安城拍摄，为古老的永安城保存下了最后的历史影像。

至此，古城让位于新区，一座新的城市开始在旧址上建立。

时光蹉跎，万物有踪。让我们更好地读懂昌平，读懂古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