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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缺陷与现代化困境

创作时间:
2025-01-21 18:55:11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袁伟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缺陷与现代化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备受关注,有人推崇备至,也有人对其持批判态度。著名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从历史经验出发,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特别是其在政治体制、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方面的缺陷,并探讨了这些缺陷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丰富的典籍、精美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等。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体制领域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从西汉开始,就强调以孝治天下,把家族伦理拓展到整个国家的治理,后来发展为一个完整的公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给你定罪。

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

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道德规范的不足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甘阳博士提出来的,六月份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其他报刊已经多次发表过的他鼓吹这个主张的文章。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综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成就。1941年《大西洋宪章》将四大自由写进去了;联合国成立以后也将四大自由写进许多国际公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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