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新墓志出土，为《兰亭序》真伪之争提供新证

唐代新墓志出土，为《兰亭序》真伪之争提供新证

2024年，河南洛阳出土了一件唐代墓志——《张暐妻许日光墓志》，其书法风格与《兰亭序》惊人地相似，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回响，为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

196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的文章，这篇文章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书法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郭沫若在文中提出，《兰亭序》从文字到书法都是假的，可能是隋代智永禅师所作。这一观点立即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郭沫若的论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 从字体风格来看，1965年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都带有明显的隶书笔意，而《兰亭序》的行书风格与之大相径庭，反而更接近唐代的楷书特征。

2. 从内容分析，《兰亭序》最早出现在唐代编撰的《晋书·王羲之传》，此前的记载均称《临河序》，且文字有较大出入。南梁萧统的《文选》也未收录《兰亭序》。

3. 从作者年龄和思想情绪来看，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时年仅47岁，官居右将军，生活状态和年龄不应表现出文中那种悲观厌世的情绪。

然而，这一观点立即遭到了高二适等学者的强烈反对。高二适，这位被誉为“巍然一硕书”的书法大家，以其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考证，撰写了一篇题为《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的文章，对郭沫若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高二适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兰亭序》的真实性：

1. 《兰亭序》的书法风格虽然与东晋墓志不同，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真实性。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多元的，不能简单地以墓志风格来评判。

2. 《兰亭序》的文本流传有其历史原因。从东晋到唐代，经过数百年的传抄，文字出现差异是正常的。而且《兰亭序》的文学价值和书法价值是独立的，即使文本有出入，也不影响其艺术价值。

3. 关于王羲之的情绪问题，高二适指出，文人创作时的情感表达往往超越其现实生活状态，不能以常理度之。

高二适的文章得到了章士钊的大力支持。章士钊将文章转呈毛泽东，并在信中高度评价高二适为“巍然一硕书”，认为他“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

毛泽东对这场学术争论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在1965年7月18日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并指示《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开辟专栏，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毛泽东的这一表态，使得这场学术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成为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兰亭论辩不仅是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争论，更体现了学术研究中坚持真理、勇于争鸣的精神。这场论辩打破了学术界的沉闷气氛，推动了书法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对后世的学术争鸣和书法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4年出土的《张暐妻许日光墓志》为这场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件墓志的书法风格与《兰亭序》高度相似，许多单字如出一辙，显示出盛唐时期书者对《兰亭序》的取法传习。

这一发现不仅为《兰亭序》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支持，也进一步证明了唐代学习王羲之书法的盛行。正如孙过庭《书谱》所言：“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致使摹拓日广，研习岁滋。”

兰亭论辩虽然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但《兰亭序》的真伪问题至今仍无定论。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历史的悬谜在等待一个被揭晓的机会。”而最新考古发现的《张暐妻许日光墓志》，或许正是这个机会的开始。无论最终结论如何，《兰亭序》作为“天下第一行书”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早已超越了真伪之争，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