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变化加社会偏见，女性理发师渐成“稀有物种”

环境变化加社会偏见，女性理发师渐成“稀有物种”

近年来，女性理发师在美发沙龙中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男性理发师。这一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女性理发师减少的原因，并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意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近年来开业的各种美发沙龙中，女性理发师几乎绝迹。

像上一回给女理发师理发，还是上一回了。

现在大街上，随便走进一家理发店，里面都是清一色的托尼老师，打扮时髦，用语花哨，走起路来，身上各种链子就哗啦啦地作响。

就在一个门面，两三步路，还都喜欢拿着耳麦在那“喂喂喂”。

老师们看着年纪不大，但派头不小，五六个理发师能捣鼓出七八个总监，开口不是128就是98，要不就是“先生办个卡吧，办卡有优惠”。

好不容易找个35的“助理”吧，洗完头水还没擦干呢，就跟说刚刚原地晋升，后面的步骤得加钱。合着咱才是新手大礼包，开个水龙头的工夫就让你连升三级？

而跟这些满是槽点的托尼们相比，辛迪，路西和南希，却都在柜台收银，偶有一两位给客人洗头的，不出半年时间，也会从店里消失不见，从洗头小妹到形象总监，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天堑。

但在的记忆里，过去的理发行业可完全不是这副光景。

在八九十年代，常见的理发店面大多小巧，没那么多花里胡哨。

因为很多是直接用住房改装的，里头往往就只能摆下一面镜子和一张老式理发椅，而除了理发的店主外，也没有第二个员工。

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都不会对这种形式的“便民理发店”感到陌生。

而再稍加回忆，应该也能想起，那会儿的理发师不是“张姐”就是“王姨”，都是本地的街坊邻居，并不会取什么半生不熟的洋名。

然而，当这一代女理发师逐渐退休，新一代的女性却很少会拿起剪刀继续，以至于现在我们提到“理发师”三个字，第一反映都是一位青年男性模样的“托尼”。

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最简单粗暴的解释，就是认为理发，变成了一个不适合女性的职业。

首先肉眼可见的是，工作环境的巨变。

过去不管是“便民理发店”还是“家庭理发店”，场地小，投资低，准备上几把剪刀就能开业。

许多是下店上宅或前店后宅，店主吃住理发都在同一个地方，照顾家庭也方便，所以开门做理发，就相当于是家务劳动的延伸。

另外，当时的理发业是典型的熟人经济，顾客都是附近的街坊，相互熟悉有一定的情感链接，这种理发店实际上也就成了当地的一个社交中心。

在这个背景下，熟悉当地环境，擅长跟邻居聊八卦的本地妇女，天然就具有优势，也更能维护老客户的感情。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理发店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行业内部来看，大中型的美发沙龙取代了窄小的家庭理发店，而且数量快速增加，这导致经营成本上升，以及市场竞争加剧。

而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城市扩张，老城区不断被改造和重组，外地人口不断涌入，理发店的客户群也发生了变化。

虽然理发店还是高度依赖回头客，但在市场竞争下，光是维护老客户已经不够用了，必须要不断拉进新人。

所以现在咱们进店理发，理发师三句都不离办卡，就是想用这招来保证客户的长期消费。

而这种往往带着“硬塞”味道的推销工作，往好了说，是需要主动性，难听点就是脸皮得厚。

那这个时候，能从各个角度，坚持向陌生顾客推卡的托尼老师，也就比走亲和路线的“大姐阿姨”们要吃香得多了。

当然，这里不是说，女性就干不了销售，但问题是，嘴皮子利索的姑娘，大可以直接转行，根本没有必要在理发这个行业里卷来卷去。

因为随着理发业竞争的激烈，理发师劳动强度其实也在直线上升。

过去小本经营的时代，女店主可以中午睡个午觉，下午搓个麻将，傍晚就打烊，可以说自由自在，轻松惬意。

但现在呢，很多理发店都是从早9点到晚10点，一年365天，几乎天天营业。

而且工作中，站立时间长，还老得保持低头弯腰抬手的姿势，搞个几年就是一身的职业病。

包括今年过年还有个新闻，说有正月理发，当晚舅舅车祸去世，然后舅妈告其杀人索赔百万。

大家在感到荒诞的同时，可能没有注意，理发的日子是正月初二。

这个日子，本来就是磨坊里的驴，都得歇口气，但理发师还有不少在上班的，真称得上的天选打工人。

显然，一个职业的体力劳动部分加强得越多，对劳动者就越不友好。

而受生理条件限制，女性受到的影响又比男性更大，久而久之，理发师队伍里的女性自然也就越来越少。

除了以上这些直接因素，还有一些潜在但实际上更深刻的原因，也在劝退女理发师。

从过去100年的历史来看，理发师的社会地位，其实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又由高到低的过程。

在旧社会，剃头匠是典型的“下九流”，社会地位很低，并且完全没有女性。

而在建国之后，伴随着三大改造，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大批的理发社或理发公司。

原来的剃头匠这时候被叫做理发员，就跟公交的售票员、国营商店的售货员一样，成了“八大员”之一。

这意味着理发师从旧社会的“贱业”蜕变成了国家工人，职业地位有了极大提升，同时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下，理发行业的女性劳动者也在大量增加。

包括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国营企业效益下滑，全国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的情况，也就是体制内的脑力劳动者收入，不如体制外的体力劳动者。

像过去独立的女理发店主，往往会有一个在附近单位上班的丈夫。但这个时期，她们收入更高，反而成为了家里最粗的那根顶梁柱。

1997年，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在北京市，组织的居民职业声望调查排名就显示，100个职业中，美容美发师排在了中流砥柱的位置（57名），高于单位工会主席、外企雇员和车间主任，略低于国家机关普通职员和解放军。

建国后的理发师，前期在公有制下有稳定饭碗，后来市场改革中又有可观收入，在前店后宅的模式下，还能兼顾家庭，怎么看都是一份女性友好型工作。

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家长也愿意支持女孩子去学习理发。

这些入门的女孩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学门手艺”，“以后有机会就回老家开个小理发店。”

但这种对理发师的美好印象，在21世纪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方面是黄色场所越来越多地以“发廊”作为掩护，使得整个社会对理发行业，特别是对女性理发师的偏见不断加深。

一个典型的结果就是“发廊女”“发廊妹”这样的词语，被完全污名化，在舆论上对女性就业形成了障碍。

另一方面，是理发师在收入上的相对优势彻底不见。

早期理发公司里的理发员是公有制职工，拿的是国家工资，旱涝保收。

以1980年成都为例，当时的理发职工的月平均收入是73，也就是一年876块。

而同期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0元，理发师的收入是一般市民的2.57倍。

顺便一提，2022年，成都市民的人均收入将近五万五，也就是说80年代的成都理发师相当于在今天年入14万。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要说平均，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收入的理发师，都是凤毛麟角。

因为尽管理发的价格一直在涨，但现在的理发师，最普遍的身份是民营理发店里的一般员工，对利润的分配没有话语权。

而当理发师队伍的主体，由单位职工和小店主，转向普通雇员，整个职业的形象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2009年，还是在李强教授所组织的声望调查中，美容美发师在99个职业中，排名下降17位，跌到了74名，是所有职业中下降幅度第5大的职业。

同样，2005年李春玲教授的职业声望研究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理发师在81个职业里排名67位置，也是处于后半段的后半段。

然而，理发师的相对收入和声望排名虽然不断下降，但它在技术上要求可一点没下降，甚至随着顾客时髦需求的不断增加，学习的成本反而是上升的。

而想要培养一个合格理发师，上岗实践必不可少，只能发生在真实的理发店中。

但正如前面所言，现在最主流的模式是民营经济，而市场导向下，妇女因为怀孕生子需要退出劳动的现实，在理发店老板那里成了无限放大的劣势。

理发店主普遍认为女性“干不长久”，所以不值得培养，在招工上就戴了有色眼镜。

然后这种偏见，又会反馈给学生和家长一个“女理发师难就业”的印象，参与职业学校培训的积极性也就更低。

连岗前培训都没有，更谈不上岗后培训，结果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女理发师就业难——家长学生的学习意愿降低——有技术的女理发师减少——女性不适合理发的偏见更深——女理发师就业更难。

如此循环十几年，最后的结果，就是男女比例越来越失衡，特别是在年轻一代里，女理发师更是成为了珍惜动物。

60年代，中国有一部喜剧电影《女理发师》，片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主角华家芳和丈夫贾主任，在女性适不适合做理发上的分歧。

在外面，贾主任会批评同事大男子主义、思想守旧、歧视服务行业。

但在家里，他一样认为“理发是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坚决反对妻子当理发师，所以华家芳只能瞒着丈夫到理发店上班。

而因为工作认真，华家芳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称号。不知内情贾主任慕名而来，希望这位新旗手为自己理发，不想暴露的华家芳只能带上了口罩，又摘下了丈夫的眼镜。

理发的过程里，旁边同事故意跟贾主任聊起了华家芳丈夫反对的事情，让他自己发言批判自己。

电影最后虽然在笑声中结束，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女理发师所面临的挑战，其实一点不比华家芳少，她们一样要面对社会的偏见和家人的反对。

而在市场竞争下，收入偏低、工作强度增加的新问题，又给女理发师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