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里的民族大一统

司马迁《史记》里的民族大一统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一部开创性的民族史著作。在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巨著中，司马迁首次系统地记载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构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史记》中，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为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和大宛等民族立传。这些史传独立成篇，详细记载了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以及它们与汉武帝时期中原华夏族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史记》中的民族列传，是中国古籍中最早、最完整地记载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情况且最可靠、最具有权威性的文献。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表达了其写作意图：“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

在这些民族史传的书写中，司马迁有意开创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体例构想。他认为，华夏周边东西南北各少数民族都是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必然走向统一。因此，他打破了董仲舒所谓“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的名伦次序，将少数民族史传与名臣将相列传交错等列。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是兄弟。这种同源论不仅体现在对各民族世系的记载中，更体现了司马迁对民族关系的独特理解。

在《史记》中，司马迁详细记载了各民族与黄帝的渊源关系。例如，《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南越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东越列传》记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朝鲜列传》记载：“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西南夷列传》记载：“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

通过这些记载，司马迁构建了一个以黄帝为中心的民族谱系，将各民族纳入一个共同的血缘体系中。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他对民族关系的独特理解，更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的进步民族观，还体现在他对各民族的平等态度上。他打破了传统的“种别异域”的内外界限，将各民族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详细记载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民族习俗，还特别强调了他们与汉族的关系，以及他们为汉朝作出的贡献。

例如，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既记载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也记载了双方的和平往来。他写道：“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向，欲观中国。”这种客观、平等的记载方式，体现了司马迁对各民族的尊重。

司马迁还主张民族等列，各民族之间应相互尊重，友好往来。他把六篇民族史传有机地安排在“七十列传”里，融为一体。在每篇民族史传里，既写其民族的发展史、民族习俗，也写与汉族的关系史，写他们遵守职责、藩卫汉朝的事迹，表现出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构建的民族大一统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诸族同源”“民族平等”等理念，不仅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在当代，司马迁的民族史观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处理好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成为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司马迁在《史记》中展现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司马迁通过《史记》开创的民族史传体例，以及他提出的民族大一统观念，不仅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更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当今世界，司马迁的民族史观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