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管理哲学
《论语》中的管理哲学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蕴含的管理智慧也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启示。本文从"以人为本"、"无为而治"和"诚信经营"三个方面，探讨了《论语》中的管理哲学及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以人为本，殊途同归
《论语》中，“仁”先后重复出现了109次，它是孔子人本主义哲学的中心概念。当然，“仁”的内涵很丰富，但其本义就是“爱人”，以仁爱之心待人。
就一个企业家来说，要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就是要解决好如何对待员工，并依靠员工办好企业这个根本。
原典：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
译文：鲁哀公向有若问道：“年景不好，国家用度不够，该咋办？”
有若回答：“为何不实行什一税呢？”
哀公道：“十分抽二，我还不够，怎么能什一呢？”
有若答道：“如果百姓用度够，您怎会不够？如果百姓用度不够，你怎会够？”
首先在实践中应用管理理论的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等非盈利机构。鲁哀公眼里，国家富裕与否在于国库的钱粮的多少，而孔子的学生有若却认为国民才是国家的根本，国家贫富的标准在国民的用度。
年成不好的时候，不但不能向老百姓多征税，而且还应该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
正如《管子·牧民》所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国家要兴旺发达，执政者就必须要着眼于民之所恶：忧劳、贫贱、危难、绝嗣，为政必须要使其能乐、能富、能安、能育。
这一我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儒家的仁政思想中贯穿着一条人本管理思想的红线，即主张施行仁政，反对聚敛穷民，要求君主重民、爱民、不可轻民，采取有利于民生改善的政策，强调民为治国之本，并在经济上裕民、富民，以此作为治国之道。
例如，汉文帝在位时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和十二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之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
人在国家管理中处于何种位置？“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本身是最重要的，每个平民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其所倡导的仁政思想的出发点也正基于此。
“仁者，爱人”，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和利益需求。在此基础上，儒家重视民在国家中的作用，大胆指出“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国管理智慧源头的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本管理思想成功对接。“以人为本”恰恰是儒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本思想的精神内核。
它既体现了现代人本管理的精髓，又体现了仁政思想的题中之义。甚至可以说，整部管理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探索“以人为本”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西方各国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把人看成是“会说话的工具”的科学管理正日益陷入危机，此时，人本管理顺势而生。
一时间，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阿吉里斯的“不成熟一成熟”理论、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性方面》中提出的“X-Y”理论……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挣脱“见物不见人”的樊笼，把管理研究的中心从“物”转移到“人”上来，从单独狭义地考察人的行为，到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人与组织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再到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人的行为模式，管理的思考者们对企业管理中人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究，逐步形成一套人本管理理论。
什么叫人本管理？
简单说来，就是以人为根本的管理，即把人视为管理的主要对象及企业的最重要资源，以研究如何发挥和应用好企业中人这一最特殊的生产要素的作用为宗旨，通过激励来调动和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员工去实现企业预定的目标。
但这种西方管理文化在肯定个人追求与选择的同时，过于强调个体价值，与中国传统注重情感、讲关系、爱面子的人文环境大相径庭。
前者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性，肯定个体的追求和选择；后者以群体为本位，视个人为群体的部分，注重群体力量与利益。
中国人能否于二者间各取所长，熔铸出既能满足个性的奋斗，重视个体的需求，又能保证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的管理文化么？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全球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存环境、思维方式、精神面貌。
微软、沃尔玛、通用等跨国巨头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已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限，呈现出鲜明的普世特征。
因此，每个国家与民族的固有文化内部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基因变革，被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
儒家文化也必然会在与其他各中文化思潮的碰撞下，老树发新枝，盛开出夺目的奇葩。
无为而治是管理艺术的总原则
孔子为解决好管理艺术问题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无为而治”。
这里“无为”是指国家和企业的领导者不自为或尽量少自为；“治”是把国家的管理工作充分做好，到达所谓的“大治”。
用现代管理科学的术语说，即实现最佳的管理目标。
孔子把舜看作这种高超管理艺术的典型，极口称赞：“无为而治，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意思是说舜谦恭谨慎地处于最高位上，从容不迫，不躁不乱，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自然而然地进行着，而且做到恰到好处。这自然是管理艺术的很高境界。
孔子说的“无为而治”，要点放在“治”字上，无为是为治服务的，无为而治是一种治术，也就是说基本上属于管理艺术的范畴。
现代企业领导者要达到无为，就要求领导者不自为或尽量少自为，即不做管理助手和管理对象做的事。
企业内部应有明确的分工，凡属管理助手或管理对象职守范围之内的事，应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领导者不应自为。
诚信经营
孔子指出：诚信属于仁德之人所拥有的一种美德，更是朋友之间和谐交往的主要条件之一。子张曾询问孔子怎样才能够被称之为仁德的人，孔子的回答当中有下面这句话“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
同时，子夏在《论语·学而》当中指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指的是和朋友交往的过程中要做到言而有信，这样才能够被他人所信任。并且，孔子认为人若想要有所成就，那么必须将诚信作为根本。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是《论语·为政》当中的一句话，其指出人若不诚信，那么就不会得到他人的信任，就好比车子没有轴一般，其中所蕴含的意思是人应该言而有信，这样才可以在社会中立足。
在充满欲望与物质的社会当中，人们均在寻求精神与物质方面的满足，这属于人的天性所在，不足为过。
而孔子指出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观念，表明君子所取得的安逸生活，必定是和仁道向符合的。
在《论语·里仁》当中孔子是这样阐述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表明在对富贵予以获取的过程中，需和仁道相符合，若与之相悖，那方可不要，指出了诚信为本的思想。
社会平稳运行的背后存在着内在规律与法则。人属于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会被社会法则所约束。
若不遵守社会运行规律，那么就会导致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况。
在社会的众多法则当中，诚信属于最为重要的一条，这主要是因为诚信属于人交往过程中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若不存在诚信，那么我们怎样在虚伪的世界当中生存下去？并且，若所有人都在相互猜忌，并缺乏信任，那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
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热情，使之逐渐投身到了市场经济的浪潮当中。
但在经济迅速提升的同时，各类问题也渐渐的显露了出来，在利益的驱使下，市场当中出现了许多假冒伪劣以及滥竽充数的商品扰乱市场正常秩序。
同时，市场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维持正常的运行，但仅仅依靠法律显然是不足的，还应用道德来进行约束。
由此可见，诚信属于确保市场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基础，并且要想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长足的发展，必须要对诚信思想进行倡导与宣扬。
就政府而言，将诚信应用到管理思想当中十分的重要，孔子指出“民无信不立”，所以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也需要相互信任，即政府在对治理措施和政策予以制定的过程中需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在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之后，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才能够得到顺利的实施。
其次，政府除了要做到取信于民之外，还应重视对民众幸福感的提升，将为民服务作为基本理念，以此来让国家治理工作得到更多的支持，且群众的信任来源于政府的行为，所以政府需要诚信治国。
因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诚信的原则，避免不良商业行为的出现，依靠良好的口碑，积极加强品质管控并优化服务，以此为基础，不断创造更好的业绩。
以诚待人，以信立业，这便是企业经营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