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妮：赵孟頫致中峰明本书札述略

张丹妮：赵孟頫致中峰明本书札述略

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禅师的交往始于元大德三年（1299年），期间两人往来书札众多。本文通过对《佛法帖》《醉梦帖》《丹药帖》等书札的详细考证，揭示了这批书札的书写时间及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展现了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禅师的深厚友谊，以及赵孟頫在书法艺术上的独特风格。

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禅师结交的时间，应不晚于大德三年（1299）。其间往来书札，有十九匣之多，最早的是《佛法帖》，其书写时间不早于大德三年（1299）。

《佛法帖》中，“三要之说谨当铭记”为我们判定本札的书写时间提供了缩小范围的提示。需要说明的是，“三要之说”的含义，出自“参禅要具三种心”。而这个观点又出于中峰明本禅师在大德三年（1299）撰写的《湖州弁山幻住禅庵示众》一文中。

《醉梦帖》

《醉梦帖》中“吴兴弁山幻住庵”即“湖州弁山幻住禅庵”，结合“三要之说”与“参禅要具三种心”相吻合的观点，可知赵孟頫在大德三年（1299）结识中峰明本禅师。而《佛法帖》落款写“四月四日”，可判断此帖当写于大德四年（1300）。这也是此批书札中书写时间最早的。

在确定第一札书写时间后，现依据《长儿帖》等十五札中的关键信息，说明如下：

在与赵孟頫相关的元人传记文献中能够找到部分关键词的出处。至大四年（1311）五月，赵孟頫升任集贤试讲学士、中奉大夫。同年返乡，为先祖立碑。时隔半年，皇庆二年（1313）年初，再次复召入京。六月，改翰林试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在此期间中峰明本禅师曾介绍赵孟頫为他人代写墓志铭。延祐二年（1315）十二月，升集贤学士、资德大夫，次年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从一品。至此，赵孟頫的仕途已步入顶峰。上述内容在赵孟頫撰《松雪斋集》、赵孟頫为管道昇撰《魏国夫人墓志铭》、学生杨载撰《行状》、欧阳玄撰《神道碑》等文献中，均提到赵孟頫的官职变化、事件描述等，与文本材料所提到的关键信息相吻合。由此，可以根据赵孟頫生平史料记载的官职、地点变化得出相应结语。

延祐六年（1316）五月，赵孟頫因妻子管道昇病重返乡。从此之后，尽管仁宗、英宗下旨召赵孟頫返京，但是赵孟頫一直在老家吴兴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延祐六年（1316）到至治元年（1321）之间的诸札，多次提到管道昇亡故等关键信息，且书札内容围绕赵孟頫为管道昇安排葬礼、普度等相关事宜展开。《醉梦帖》中“得赐法语，又重以悼章、加以祭文，俊兄还山早早”等内容，在赵雍书于同年的《致中峰明本札》（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内容对应。赵雍在书札中提到母亲的亡故，并表达“俊教文来过，慈念特赐厚奠”的感激之情。赵雍提到的“俊”即赵孟頫《醉梦帖》中提到的“俊兄”。而《丹药帖》《两书帖》中提到“九月四日安厝东衡”、“子雍用力，商议安厝东衡”等诸事，这些信息在赵孟頫的女儿赵由皙书《家书帖页》“二哥在东衡造庵，不在家闲”“葬事在九月初四併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藏)所指代内容，实有呼应，可佐证赵孟頫在此批书札中提到的诸多事宜的真实性。

《丹药帖》

日本静嘉堂藏致中峰明本禅师书札册中，此两札的书写时段判定较为复杂。关于赵孟頫“幼女”的文献记载，微乎其微。《行状》中对赵氏夫妇子女的介绍仅为：“有三子，六女。”《神道碑》中记载相对详细：“女六人，长适强文实，次适海道运粮万户费雄，次适李元孟，次适王国器，次适刘某。”

此中排行，独缺第六个女儿，故可知《幼女帖》《亡女帖》两通书札中的“幼女”均指赵孟頫的第六个女儿。

两通书札，从内容的顺序来看，《幼女帖》显然要在《亡女帖》之前。《幼女帖》中“正月廿日，幼女夭亡”，“甚望师父一来为亡女说法，使之超脱”。紧接着《亡女帖》开篇即言：“亡女蒙吾师资荐，决定往生。”可以推断，此两札装裱已反。另外，此两札中事件的连贯性，说明中峰明本禅师的确帮助了赵孟頫。

由《亡女帖》后段“秋间专仞尊临，或孟頫往杭州又得拜欲也”两句，可知此时赵孟頫不在杭州。但在大都的可能性亦不存在。因为参考中峰明本禅师一生的活动行迹，他从未赴京，云游地点最远不过淮河，所以赵孟頫在书札中说等待中峰明本禅师秋天来访，说明赵孟頫此时一定还在江南。赵孟頫一生在江南除未出仕前以外，共计三个时间段：大德年间在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皇庆年间奉旨返乡为先人立碑、延祐六年管道昇病故返乡。显然，此两札绝不可能写在第三个时间段，因为书札中显示此时管道昇仍在世。皇庆癸丑，即皇庆二年（1313）。联系上下文及《管公楼孝思道院记》的记载，可知赵孟頫皇庆元年（1312）五月始返乡为先祖立碑，在江南停留半年左右，即返京。所以，初步判断此两者当书于第一个时段，即赵孟頫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期间。

经查阅《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天目中峰和尚杂录》两种文献中中峰明本禅师与赵孟頫往来的记载，为我们对两人此时期行踪变化提供了一定的线索。现作爬梳如下：

1.癸卯（按，大德七年），瞿公（霍庭发）坚请师还住大觉，师力辞避之，时吴兴赵公孟頫提举江浙儒学提举，叩师心要，师为说防情复性之旨。

2.大德甲辰（按，大德八年）岁首，蒙公贤夫妇相延于武林官舍，丁未（按，大德十一年）秋访公于霅城之新第，至大戊申(按，至大元年），复会于西湖，明年巳酉（按，至大二年）再会于松雪斋。

3.延祐丙辰秋七月（按，延祐元年），翰林承旨赵公，自京师遣输来，问金刚般若大意，遂述略意。

结合前两条文献，赵孟頫此时究竟在何处就成了解决此两札写信时间的突破口。

按第二条文献，中峰明本禅师与赵孟頫分别在大德八年（1304）相会于“武林官舍”、大德十一年（1307）相会于“霅城之新第”、至大元年（1308）相会于西湖、至大二年（1309）相会于松雪斋。于是，两书札写于大德八年（1304）、至大元年（1308）的可能性排除。

《吴门帖》

那么，排除大德八年、至大元年之后，到底此两札书于大德十一年（1307）还是至大二年(1309），恐怕得从书札背后的事件入手。

《亡女帖》中云：“师非忘吾者，尝必以缘事故耶。”“缘”，有“攀缘之意”，“缘事”有“缘事相之心，对于缘理而言，信非因非果法性之妙理，谓之缘理，信因果应报之事相，谓之缘事”。那么，针对中峰明本禅师而言，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来看，到底何为“缘事”呢？

第一种解释：大德十一年（1307），中峰明本禅师承其先师高峰妙缘之衣钵，主持师子院事务。禅院的具体事务，如《亡女帖》中提到“自结夏后便望杖锡之临”中的“结夏”。“结夏”意为“行夏安居”，即行者结成之意。按中峰明本禅师《幻住庵清规》卷一：“古清规为一年四节之圣致，谓四节者，结制、解制、冬至、岁朝是也。”“结制”即指“结夏”。它是佛教色彩极重的礼仪，主要是析祐诸神，保佑僧人一夏平安无事。这可以理解成是禅林清规中的“规定动作”。

第二种解释：至大元年（1308）冬，时为皇太子的仁宗听闻中峰明本禅师在江南丛林中名声日隆，欲“乞勾食吴”。此年冬，中峰明本禅师即谢院事，开始隐遁山林。

《两书帖》

上述两种阐释，前者以“结夏”指代禅林中的日常清规；后者则与出于政治目的的宗教事件有关。比较而言，后者更符合“缘事”所指代的含义。由此，《幼女帖》《亡女帖》两札，笔者更倾向于至大二年（1309）年初，与同年六月二十五日。

《承教帖》书札末，提到“师子院记留在杭州，他日寻检上纳”，可知此时赵孟頫不在大都，应还在江南。“师子院记”，现已佚，无考。在《幼女帖》《亡女帖》两者中，笔者已梳理赵孟頫一生在江南的三个时段。由这三个时段，推测《承教帖》的时间归属就应该在前两段时段内。另据前文已对赵孟頫皇庆年间行踪的梳理，可知《承教帖》应写于赵孟頫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期间至至大三年（1310）返京前。

《承教帖》中“弟子日坠在尘埃”句，表露出哀怨的味道。恰恰此“弟子日坠在尘埃”，值得玩味。“尘埃”，“凡俗之尘垢，斥一切时间认事而言”。“尘埃”是否存在指代性，将是解决此札时间的关键。

大德十一年（1307），赵孟頫江浙儒学提举一职任满。至大二年（1309）七月，才由从四品升正四品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也就是说，在这三年之内，赵孟頫赋闲在家。

至大元年（1308）九月，时客居杭州的郭畀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的日记里记载了以下内容：“见子昂不果”“见赵子昂学士不遇”。直至九月二十八日，在杭州玄同观中见到了赵孟頫：“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郭畀，字天锡，京口人。曾任镇江路儒学学录，大德十年（1306）年之至大元年（1308）九月间，有过赴大都游历的经历。郭畀游历大都之时，正值大德末年至至大元年期间，正值武宗登基伊始。此时发生的最大政治事件，当属大德十一年（1307）年末到至大元年（1308）武宗海山的立尚书省改革。笔者认为，赵孟頫所关心的“都下事”，应该即是此事。因为，立尚书省改革的对立面正是他刚刚卸任的直属机关——翰林院。这一次改革并未成功，遂推至至大二年（1309）七月施行。《承教帖》中“弟子日坠在尘埃”，可视为前途未卜的担心。

《承教帖》

结合以上陈述，《承教帖》书于至大二年（1308）二月九日。

为了更好地讨论此批书札的特点，本文引入目前学界提出的“日常性书写的概念”，因为此批书札与同时期行书作品（非书札、日课类作品）较为突出即是“日常性”。那么，作为日常性书写的此批书札，与书家同时期行书作品存在着哪些区别？如果按照本文估算的书札顺序进行纵向排列，可以发现，属于日常性书写的风格特点。

首先，此批书札作为日常性书写的作品，书写的速度较快，线条更加流畅，甚至出现了涂改的现象。这是由文体自身的实用性所决定的。为了更加快速地将头脑中的所想坦露于纸上，行笔的速度势必加快。这也造成了书札在整体视觉效果上草多于工的面貌。譬如，此批书札的前三行中，受信人“中峰”二字就较为工整，下接“和上”，行笔速度加快，“吾师”开始引入草法。另外，在个别书札中出现了涂改现象。在同时期的行书作品中，这是极少见的现象。这种涂抹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边写边改如《两书帖》中的“屋”字，《醉梦帖》中的“决”字；另一种则是先写后改，如《暂还帖》中由“甚”改“其”，“以如”改为“为不”等。这两种情况反映出书家书写书札时行笔速度应不慢。不过，同样写于皇庆二年年初的《万寿曲》，通篇从始至终无一涂改，而同样书于同年年初的《暂还帖》则出现了改字的状况。

其次，此批书札的章法变化比同时期行书作品更丰富。赵孟頫致中峰明本书札中，上下字之间出现连笔取势的方式。连笔取势依靠牵丝，将上下两个字衔接在一起，形成往来映带的态势。这种取势的方式，在书札中出现较起始的位置，如《叨位帖》中起始第二行出现依靠牵丝联缀上下字的现象。而在其他同时期行书作品中，靠牵丝衔接上下字的情况，多出现在通篇较后的位置。另外，在这种连笔取势参杂着缩笔取势的方式，使得书札中整行的字体结构又呈现出较为明晰的向右上方倾斜的意味。所谓缩笔取势，如走之部将走之简化成横画。而与此批书札同时期的行书作品，囿于书写的速度变化较为平均，上下字的衔接痕迹比较隐晦，字体间架重心更为稳重，向右上方倾斜的意味较此批书札略弱。

（文章节选自《尘世与隐情——赵孟頫致中峰明本禅师书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