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一场注定失败的壮举
荆轲刺秦王：一场注定失败的壮举
公元前227年，燕国太子丹站在易水之畔，目送着荆轲渐行渐远。这位被誉为“侠之大者”的刺客，肩负着燕国最后的希望，踏上了刺杀秦王的不归之路。然而，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挽救燕国的危亡，反而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那么，荆轲刺秦王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这一行动又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启示？
刺秦始末
故事要从公元前227年说起。这一年，秦军在王翦的率领下攻破赵国，俘虏了赵王，随后挥师北上，直逼燕国南界。面对强秦的虎视眈眈，燕太子丹心急如焚。他深知，以燕国的实力，根本无法与秦国正面抗衡。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刺客荆轲，希望借助荆轲之手，除掉秦王嬴政，从而扭转战局。
荆轲接受了这一重任，但他深知，要接近秦王绝非易事。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先找到秦王悬赏千金、封邑万户的叛将樊於期，取得他的首级；再带上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以献地为名，骗取秦王的信任。太子丹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但他不忍心让樊於期白白牺牲，希望荆轲能另想办法。然而，荆轲却私下里找到了樊於期，用秦王的暴行和自己的复仇计划打动了他。樊於期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将自己的首级交给了荆轲。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荆轲又从赵国得到了一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淬炼后，藏在地图卷轴中。为了增加成功的概率，他还挑选了勇士秦武阳作为副手。临行前，太子丹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高渐离击筑，荆轲唱出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到达秦国后，荆轲凭借重金贿赂了秦王的宠臣蒙嘉，得以觐见秦王。在献图的过程中，他按照计划展开地图，当地图完全展开时，藏在其中的匕首赫然显现。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持匕首直刺秦王。然而，就在关键时刻，秦王用力挣脱了袖子，拔剑反击。荆轲在追逐中被秦王击中，最终身负八处重伤，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
刺秦动机之谜
关于荆轲刺秦的动机，历来众说纷纭。最广为接受的说法是，荆轲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以及为燕国存亡而刺杀秦王。这种观点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有详细记载，司马迁对荆轲的侠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然而，现代学者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比如，莫言在话剧《我们的荆轲》中，对荆轲的动机进行了颠覆性解读。他将荆轲刻画成一个“懦弱胆小”“沽名钓誉”的普通人，认为荆轲接受刺秦任务更多是出于形势所迫，而非出于崇高的理想或报恩之心。剧中通过燕姬（秦王）对荆轲的六次追问，揭示了荆轲内心的矛盾和困惑，最终将“刺秦”解读为一件不得不做的无奈之举。
历史评价的两极分化
对于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历史上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荆轲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侠士，为了理想不惜牺牲生命，其精神值得后人敬仰。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后世许多文人的认同，荆轲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塑造为忠勇和牺牲的象征。
然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对荆轲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荆轲仅仅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豢养之恩，就置家族亲人的性命于不顾，试图用一柄匕首改变秦国和燕国的命运，这种行为是极其愚蠢的。司马光还指出，荆轲的行为不仅无法挽救燕国的危亡，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他强调，真正的治国之道在于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而不是搞一些旁门左道。
司马光的批评并非出于个人好恶，而是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北宋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着辽国、西夏等北方民族的威胁，为了维持和平，宋朝采取了妥协和纳贡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司马光不希望看到有人采取极端的刺杀行动，因为这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此外，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也面临着一定的政治压力，他需要向皇帝传递正确的政治信号，即暗杀和暴力行为并不能解决问题。
历史的启示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更是一个反映战国末年政治生态的缩影。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个人的忠诚与牺牲，也看到了政治的权谋与无奈。荆轲的行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从荆轲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体现了中国古代侠客精神的最高境界：为知己者死，为国家存亡不惜牺牲生命。这种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正义和理想而奋斗。然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荆轲的行动也暴露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局限性。在国家间的博弈中，仅仅依靠个人的勇敢和牺牲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胜利需要依靠智慧、策略和实力的积累。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最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永恒的符号。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刺客的传奇，更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正如作家张承志所说：“通过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的著成，中国的烈士传统得到了文章的提炼，并长久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矗立起来，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