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举落第者的安抚政策：从经济援助到制度创新
清代科举落第者的安抚政策：从经济援助到制度创新
“噫！好了！我中了！”这是《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的狂喜之语。然而，在科举时代，能像范进一样幸运中举的人毕竟是少数。以光绪九年（1883年）为例，当年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6万多人，但最终只有380人中榜，录取率仅为1.9%。这意味着，超过98%的考生都成了落榜生。
面对如此庞大的落第群体，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安抚政策，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防止他们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也为国家选拔和利用人才开辟新途径。
经济援助：雪中送炭的温暖
对于远道而来的落第举人，清政府会发放“回乡盘费银”，帮助他们解决返乡的路费问题。虽然这笔费用不多，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雪中送炭的举措无疑给落第者带来了温暖。
制度创新：举人大挑开辟新出路
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创立了举人大挑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举人会试若三科都没有考中，可以参加大挑。大挑不考试文，只看相貌和气质，由王爷或贝勒主持，每十个举人一排，跪在公案前，主考官凭感觉决定谁是一等谁是二等。一等者可直接任命为知县，二等者则安排为教职。
这一制度的创立，为众多科举失意者开辟了一条新的仕途之路。据统计，仅在乾隆年间，通过大挑制度进入仕途的举人就多达数千人。
捐纳制度：金钱铺就的仕途
除了大挑制度，清朝还实行捐纳制度，允许落第者通过捐资获得官职。虽然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吏治腐败，但它也为许多有志之士提供了另一种入仕途径。
魏源就是通过捐纳制度获得内阁中书舍人候补职务的。他利用这个职位之便，系统阅读了内阁所藏的清朝开国以来的大量史事档案，写出了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书《圣武记》，后来又写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案例：落第者的不同人生
魏源：捐纳入仕的史学大家
道光九年（1829年），34岁的魏源在连续参加会试落第之后，按例捐资得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务。此后，他因职位之便得以系统阅读了内阁所藏的清朝开国以来的大量史事档案，开笔写《圣武记》，这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书。后来，怀抱忧国情怀的魏源还写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
左宗棠：投笔从戎的晚清名臣
左宗棠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21岁中举后，“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而后，他凭着真才实学成了晚清重臣。
阎敬铭：因貌落选的救时宰相
晚清名臣阎敬铭在会试落第后曾参加大挑，却因“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被刷下来。但这位被胡林翼称赞为“心雄万夫”的人才并未气馁，他发愤“补习”，最终考中进士，成为了一位清廉耿介的名臣，被誉为“救时宰相”。
这些历史案例生动地展示了清朝安抚政策的实际效果。虽然这些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落第者的问题，但它们确实为许多有志之士提供了新的出路，也为国家选拔和利用人才开辟了新的途径。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政策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大挑制度以貌取人，显然有失公允；捐纳制度则容易导致吏治腐败。这些都反映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固有缺陷。
尽管如此，清朝政府对科举落第者的安抚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不仅缓解了落第士子的心理压力，防止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更为国家选拔和利用人才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些经验对今天的人才选拔和教育制度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