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党争之祸与崇文抑武如何摧毁军队？
北宋末年：党争之祸与崇文抑武如何摧毁军队？
北宋末年，朝廷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蜀洛朔三党之间的相互攻讦。这场党争不仅影响了朝廷的政治生态，更对国家的军事实力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蜀洛朔之争：北宋末年的政治漩涡
蜀洛朔之争源于保守派内部的分裂。熙宁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展开激烈争斗。司马光去世后，旧党分裂为三派：以苏轼、苏辙兄弟为首的蜀党，以程颢、程颐兄弟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等人为首的朔党。
蜀洛之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吊唁礼节之争。据《程子微言》记载，司马光去世后，朝廷让程颐主持丧事。吊丧当日恰逢朝廷祭祀明堂大礼，群臣先往贺，然后再去祭吊。程颐坚持“庆吊不同日”的古礼，苏轼对此表示反对，称程颐为“鏖糟陂里叔孙通”，暗指其迂腐。这一言语冲突开启了两派之间的对立。
除了礼节之争，两派在日常生活中也互不相让。在一次宋太祖忌日的祈祷活动中，程颐主张食素，而苏轼则坚持食肉，并以此嘲讽程颐。这些生活中的摩擦逐渐升级为政治上的对立，最终影响了朝廷的人事任命。
崇文抑武：文臣对武将的全面压制
北宋的崇文抑武政策在末年达到了顶峰。枢密院作为掌管军事的最高机构，其人事构成充分体现了这一政策的实施力度。
据统计，北宋时期枢密院正长官总计73人，其中文臣出身54人，占比73.9%；武臣出身仅18人，占比24.6%。副长官的情况更为悬殊，129人中有108人为文臣，占比83.7%，武臣仅21人。
从时间上看，文臣任职枢密院正长官的时间长达107年，占北宋国祚的64%。特别是在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年）到北宋灭亡的靖康二年（1127年）这71年间，武臣从未出任枢密院正长官。副长官的情况也类似，从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到北宋灭亡的60年间，枢密院副长官基本被文臣垄断。
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在少数担任枢密院职务的武臣中，也大多是“虽有军职身份却无武将之实”的潜邸心腹。这些人往往缺乏实战经验，军事水平低下，只会向皇帝告密或贪财好色。真正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如曹彬、狄青等则饱受猜忌和排挤，难以发挥才能。
军事实力的衰退：党争与政策的恶果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北宋的军事实力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一方面，党争消耗了朝廷的精力，使得国家无法集中力量应对外部威胁；另一方面，崇文抑武政策导致军事指挥体系严重失调，有才能的将领得不到重用，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
以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为例，方腊军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杭州失守后仍有二十多万军队，最后被围捕时还有七万多人。相比之下，梁山泊的宋江势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估计只有万余人。这种地方起义军的规模和实力，从侧面反映了北宋中央军队的虚弱。
最终，北宋在面对金国的入侵时毫无还手之力，靖康之变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党争之祸与崇文抑武政策，共同摧毁了北宋的军队和武备力量，为这个辉煌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