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霍乱流行与公共卫生应对研究

民国时期四川霍乱流行与公共卫生应对研究

民国时期，四川先后发生了1916、1920、1925、1939、1940、1945年等6次大范围霍乱流行，造成大量民众死亡，对人民生命构成极大威胁。本文通过分析大量的历史资料，揭示了民国时期四川霍乱疫病爆发的成因、时空分布特征、医学特征、社会危害，以及政府及民间应对、防疫措施与效果等内容。

研究目的和意义

研究目的

以民国时期四川霍乱疫情有关的资料文本及文本所涉及的历史事件、现象、人物、制度、实践及发展线索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大量的历史资料，揭示民国时期四川霍乱疫病爆发的成因，霍乱时空分布特征、医学特征，社会危害，政府及民间应对、防疫措施与效果等内容。重视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本文以整个四川地区为考察范围，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搜集、鉴别分析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旨在形成比较系统的民国时期霍乱疫情防治的研究。研究路径上，史料与理论并重，把按时间的纵向分析与按专题的横向分析相结合，并尝试着从医学、卫生学、灾害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霍乱疫情的特征与防疫措施。同时期望能在文中将四川霍乱疫情特征进行归纳，深刻认识四川地区霍乱疫情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并为当今社会的防疫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借鉴。

研究意义

四川霍乱及区域疫病史研究在整体上还比较薄弱，与之相关的霍乱爆发成因、霍乱的医学特征、霍乱的时空特征、霍乱的社会与民间应对、霍乱与自然灾害关系、霍乱重大事件等许多课题尚未充分展开。随着医疗史、疫病史研究走向深入、细致，急需对民国时期四川霍乱以新的视角进行全面的认识，以推进民国四川史、西部区域社会史、抗战大后方历史的研究。

课题研究有利于民国时期四川四次霍乱疫情的完整呈现，这对于人们理解和把握民国四川社会发展实况具有现实价值，可以为未来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霍乱疫情防治的相关教训和经验为当今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成果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成果通过民国全时期霍乱流行史实梳理，对霍乱流行和防治进行了历时性分析，对四川霍乱疫病的流行时间特征、空间特征，霍乱的成因，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以及开展的具体霍乱防疫措施进行全面分析，并对1945年四川全川霍乱大流行进行横向剖析。研究中深入挖掘史料，充分利用川渝地区档案馆、图书馆馆藏档案，已汇编的档案史料、综合史料集、地方志、文史资料、报刊杂志等资料，把握资料源流，以扎实的基础史料支撑本课题的研究，力求寻找资料源头，注重研究对象的“内部眼界”。运用霍乱个案研究，用微观视野分析霍乱，如重点对1945年的四川霍乱进行横向分析，还对蓬溪县老三区的三次霍乱流行、驻地军队的霍乱防治、中医参与的霍乱防治进行了分析。将民国时期四川各时段霍乱进行了纵向对比，将民国前后期四川公共卫生建设进行比较，将重庆市霍乱防治与四川省霍乱防治进行比较，将城市霍乱防治与乡村霍乱防治进行比较，将西医防治霍乱与中医防治霍乱进行比较。比较中既考察共性，又辨别差异。研究中对原始档案文字资料进行整理，制作了较多的统计图表，也引用了一些史料中的表格，通过具体的数据，来增强文章的阐释效果。如关于霍乱疫情统计、发生及死亡率的统计、疫苗注射的统计、污水处理的统计及霍乱医院的信息统计等。

民国时期四川霍乱流行的时间、空间及医学特征

霍乱自从晚晴进入四川后，民国时期四川先后发生了1916、1920、1925、1939、1940、1945年等6次大范围霍乱流行，造成大量民众死亡，对人民生命构成极大威胁。霍乱流行在时间上阶段性特征明显；在空间上始终围绕重庆、成都等重要城市、邻近省份县区，城市明显比农村严重，如重庆、成都大城市及一般县城。一是由城市人口聚集较为集中，流动频繁，尤其是抗战时期，川渝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外来人口众多，防疫难度较大。二是虽然民国后期在逐步建立极为有限的自来水供水系统，但整体看城市饮用水源相对一致；而农村水源更为多样化，包括江、河、湖、泊、堰塘、水井、水窖等，且农村人群的聚集较为分散。自贡盐工等行业工人集中地区也是霍乱高发地区，在历次霍乱流行中，盐工、船夫、码头工人、城市贫民苦力等人群，由于居住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往往是霍乱集中爆发的人群，1939年霍乱爆发中，自贡最为严重。在医学特征上呈现出发病快、传播广、死亡率高等特征，成为社会之顽疾。对于缺乏卫生教育的社会中下层民众而言，卫生知识匮乏，还普遍缺乏科学启蒙，川渝民众整体上对霍乱缺乏科学认识，甚至带有诸多神秘色彩，也体现民国时期四川社会的复杂的社情、民情。

民国时期四川霍乱流行的主要成因

霍乱的成因主要是民国时期，乃至抗战以来四川作为大后方，四川公共卫生体系滞后、人口流动复杂多样、饮水卫生改进迟缓、日军轰炸破坏环境、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当局疫情防控不力、多种疫病复杂交织人流等，加速了霍乱滋生和传播。如抗战时期人口迁移加速了霍乱传播。除了政府层面的有规划、有步骤迁移外，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则是则是一次非规划的、自发无序的战时避让，且时间跨度从1937年一直到1945年，加大了川渝地区的人口流动。在民国四川社会内部，由于军阀战争、灾荒、匪患等多种因素，造成了疫情期间人们躲避战争、逃荒、躲匪的无序流动，加速了霍乱等疫病的传播。各军阀部队不断发动战争，变换防区，肆意流动，从而引起霍乱传播。

同时，霍乱往往与伤寒、赤痢等其它传染病复杂交织，甚至同时爆发，给霍乱的辨证施治带来困难。霍乱发病特征与赤痢病极为相似，都属于肠道传染病，都可以通过污染水源、粪便传播，或通过苍蝇、蟑螂等污染食物而间接传播，从而引起大流行。这就给人们分辨霍乱和治疗霍乱带来了困难。霍乱往往被当做普通肠胃疾病来治疗，往往耽误了治疗时机。多种传染病的频繁爆发，使财力拮据、政局不安、防疫水平低下的地方社会难以主动应对，在一些地区甚至任由疫病蔓延，导致民众大量伤亡。

民国时期四川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民国四川政局的复杂演变，四川公共卫生在民国前期未能形成体系，没有发挥引导作用，防疫处于地区性自发自救状态，霍乱防治效果极差。川政统一后，逐步的开启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国府移都重庆助推了全川的公共卫生防疫的建设，尤其是县卫生院的建设，在1940年全川建立了初步的省市县防疫指挥体系具备了初步的传染防控能力，但各地建设成效不一，卫生院规模不等，部分卫生院建设时间极晚。整体上县级卫生院为非专门的防疫机构、防疫经费严重缺乏、农村防疫力量薄弱、建立时间普遍较晚、建立基础多样，力量有限。

民国时期四川霍乱防治

通过疫情管理、卫生检疫、诊疗机构设置、实施疫苗注射等措施抵御霍乱等传染病，防疫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政府防疫之外，红十字、地方驻军、医学院校等社会各界都参与到霍乱防疫中。尤其要指出：受战时体制和稳定后方战略的影响，重庆的卫生体系建设及霍乱防治明显领先于其他城市，这主要得益于重庆在抗战时期聚集了大量的国民政府医疗资源，故防疫建设成效显著，防疫效能高于其他城市。从城乡对比看，城市防疫效能高于农村。全川整体上但受设施、人员、技术、经费等因素影响，整体上公共卫生资源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导致霍乱防治有限，死亡率极高，防治成效较差。在政府和社会各界防疫之外，民间中医贤能积极奔走，投身防疫，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在缺医少药的广大乡村，中医虽然不能用公共卫生的手段开展防疫，但也成为广大农村民众防治疫病、延续生命的重要依靠。民间中医贤能积极奔走，投身防疫，起到了一定作用，尤其在缺医少药的广大乡村，中医成为民众防疫的重要依靠力量。

1945年四川霍乱大流行的考察

民国时期四川先后发生了多次大范围霍乱流行，其中1945年为全川历年最大一次霍乱流行，也是最后一次大流行。对人民生命构成极大威胁，造成大量民众死亡，社会秩序极为恐慌，民众“谈虎色变”。霍乱从云南传入叙永，再传至内江、重庆、成都，最后传遍全川。随着四川全省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川府和重庆、成都等城市启动最大规模的防疫措施，在局地阻断了疫情传播，但防疫措施缺陷较多，从全川看，多限于城区，广大乡村多为自发防疫状态；从成都、重庆等城市内部看，缺乏基本的人员及经费保障，效率大大降低；加之卫生环境恶劣，得不到有效改善，霍乱肆意蔓延，危害甚烈，死亡甚众。

霍乱防治中的战时作用

1945年霍乱流行是民国时期四川霍乱流行最严重的一次，由于四川为抗战大后方，重庆为战时陪都，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等都发生在重庆，使得重庆、四川都成为当时中国及世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政府早于1937年11月即迁都重庆，历经8年发展，四川的卫生事业有了一定发展，尤其是重庆的公共卫生体系，走在了全川前列。可以说1945年的全川霍乱的爆发成为对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防疫效能和治理决心的最大考验。整体看来，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及各县市都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在局地阻断了疫情传播，但防疫措施缺陷较多，如政府态度不坚决、农村防疫薄弱、防疫经费拮据、卫生环境恶劣等，以至霍乱肆意蔓延，危害甚烈，成为四川防疫史上的重大危机。

民国时期四川霍乱史料调研

霍乱属于烈性传染疾病，是民国时期四川社会额顽疾之一，社会危害极大。霍乱威胁者人民的生命健康，关系社会秩序，其影响涉及社会的各方面。霍乱疫情的控制，除了政府及卫生部门的作用外，也有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助。故而霍乱史料来源也是多样的。民国时期四川霍乱史料主要包括档案类资料、已经出版的综合史料、地方志资料、文史资料、期刊资料、著作资料等。整体上档案资料目前整理、运用都较少；方志资料普遍有一定程度保存，但记述详略不一；期刊资料比较分散，缺乏整理保护。

成果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学术价值

1.突破以往疫病史研究中，对传染病，重整体、轻个案的研究现象，霍乱为民国四川三大传染病（还有天花、伤寒）之一。本研究较为全面的呈现了民国四川霍乱疫病在时间上、空间上的真实样态，提出霍乱形成的7个因素，对多项防治措施进行系统分析，填补了学界研究的空白。
2.提出1941年前后四川初步建立了省市县卫生防疫体系，并着重对县级卫生院的建设进行评析：县级卫生院为非专门的防疫机构、防疫经费严重缺乏、农村防疫力量薄弱、建立时间普遍较晚、建立基础多样，力量有限。
3.对1941年霍乱发生时间与来源，霍乱疫苗的生产和流通，中医参与霍乱防治情况等问题进行梳理考证。
4.研究中搜集了大量史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整理，丰富了现有疫病史、四川地方史、社会史的研究。

应用价值

1.疫情防治的相关教训和经验为当今提供借鉴。如疫情控制体系必须深入乡村、必须有充足的经费保障，疫情防控中既要针对疫情本身，也要敬畏生命，防止人祸发生。
2.较为完整的呈现四川霍乱疫情。有助于今天理解和把握民国四川社会发展实况，可以为相关社会史、地方史、科普读物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3.以史为鉴开展防疫教育。课题成果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应用到疫情防控教育中。可以和今天的新冠防疫等进行对比，从而理解当今的防疫体制及保障的巨大优势。
4.对中医防治霍乱的应用。如防疫史实案例证明“理中汤加味”、“飞龙丹”、“理中汤、乌梅丸加减”、“一鼓散”、“二加龙骨牡蛎汤”等在霍乱防治中作用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