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孝文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汉代孝文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汉代得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完善。从汉初的黄老之学到汉武帝时期的儒学独尊，孝道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并渗透到教育、社会伦理等各个方面。本文将探讨汉代孝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从西汉时期开始，以孝治天下就成了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政治纲领与思想准则。西汉初期，从汉太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初期朝廷都是以黄老之学而治天下。
孝道虽说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核心之一，但与黄老之学也并不冲突。黄老之学作为中华传统思想与中华文明的根脉之一，自然能够兼容儒家思想的孝道文化。
甚至说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思想的西汉初期，还更加地注重孝道与伦常。毕竟中华文化的底蕴就在乎于礼仪和忠孝，产生于本土的黄老之学自然也具有这些内涵。
在汉武帝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改革儒家思想后孝道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原本的儒家思想更倾向于松散的意识引导，而经过董仲舒改革后的儒家思想则变得紧密而具有组织性。
以论语为基础，以六经为拓展的儒家教育体系开始形成。其中孝道，成了儒家思想当中最重要也是最根基的教育内容。
汉朝初期对于孝道的倡导，在董仲舒改革儒家思想后被放在了当世人思想第一的位置。两汉时期对于官吏的选拔是采用察举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举孝廉。
而举孝廉的含义就是让有名望的大儒或者地方官吏等举荐人才，被举荐的人才要以孝道和廉明作为考核的标准
在孝道被规范化后，两汉时期终于是形成了以孝治天下的格局。两汉时期孝道有三大特点，每一个对后世都有深刻的影响力。
两汉时期孝道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孝道的政治化和实践化，在古典的中国社会当中本就对于个人道德十分重视。
其中孝道是个人道德当中具有第一性的品德，把孝道作为实践选拔官吏的标准顺理成章。在察举制的规划下，想要做官就必须有好名声。
而好名声的来源就是孝道，以孝闻名乡里的士子可以得到举荐，这样的官吏选拔标准和模式让当世人都争做孝子，孝道成了最好的美名与品德。
两汉时期孝道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孝道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孝道成了教育内容的首要目标。
在古典时期的中国，德与才一直被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甚至说无德不足以树才，没有品德的人就算是再有才能也不被社会认可与弘扬。
而前文说过，孝道是个人品德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两汉时期，教育的首要目标也将孝道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在两汉时期的教育内容当中，代表了孝道的《孝经》成了最重要的教育课程。
这代表着孝道的教育意义被提上了首位，也代表着全社会范围内对孝道首要重视。一个人是否具有孝道，直接决定了当世人对于他的评价。
孝道的重要性，也在两汉时期刻印进了中国文化的底蕴当中。孝道的影响力，也对于后世的中国社会思想形态产生了巨大的规范作用。
孝道也因教育，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高尚道德。
弘扬孝道，将孝道和教育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也是对今天教育体系的充实。孝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处，也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
要想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孝道，那就必须要理解《孝经》里的含义。
要想更好地将孝道融合进教育内容当中，就必须参考两汉时期的教育内容。弘扬孝道，是当今中华文化的重要品德目标。
建设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体系，孝道是重中之重的弘扬目标。
两汉时期孝道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孝道的理论化与宗法化，三纲五常和尊卑有序思想就是这个特点的重要基础。
孝道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当中，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虽说董仲舒在后世的评价并不高，但他对孝道的弘扬与重视却被各个时期的思想家与社会大众认同和遵守。
董仲舒用五行理论解释孝道，将人伦孝道定义为“天之经、地之义”。而三纲五常也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三纲五常当做全社会面的思想形态也是儒学的重要变革。
这样的变革虽说有消极的一面，比如让社会秩序封建化和禁锢化确实让古典时代的中国社会受到了一些阻碍。
但三纲五常当中更多的还有积极的一面，其中对于秩序和孝道的提倡就是当今社会也在追求的高尚品德。
对于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理论，我们要弘扬其中优秀的一面而改变其中落后的一面。在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当中，我们要继承并且弘扬其中孝道的优良传统。但对于其中愚孝的部分，要审慎地进行改变。
我们要做到孝顺和关心长辈，但盲目的顺从要做到改正。长辈有错误要耐心地劝告，做到坚持真理但还要用尊重的语气和良好的态度去劝说有错误的长辈。
对于自己的梦想要有追求，但追求梦想的同时也要关心长辈的境遇。孔子早就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们不能只关注前半句的“父母在，不远游”，更要注重后半句的“游必有方”。
只知道父母在时不可以远行，那是曲解了孔子教育的愚孝。我们要做到父母在时，尽量不因为私事或者没有意义的事情而长期外出在远方奔波。
而如果要真的追求梦想或者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要去做时，则可以选择外出。但外出后也要尽量地去关注父母的状况，做到有事情能够及时地去处理。
这就是“父母在，不远游”的做法，也是“游必有方”的要求。对于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我们也要带着传承精华和批判糟粕的态度去面对。
对于其中善良与真孝的一面要弘扬且继承，对于其中封建和愚孝的一面要批判和摒弃。
面对这个理论化和宗法化的孝道时，我们要对于这个从两汉时期就在中华文化当中占据重要的思想保持传承的态度。
但绝不可一味地强调尊卑有序而忽略了道德真理，要做到真孝而不是愚孝。这也是传统孝道在今天面对的问题，如何平衡好孝道与伦常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两汉时期孝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三个方面来说都是十分深远且具有正面意义的。首先是社会稳定方面，在秦汉交替时期的乱世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不安定的社会氛围让社会经济与社会生产力下降，不利于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的发展。
而两汉时期提倡孝道，在很大的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矛盾与社会割裂的现象。
孝道产生的宗族与故乡之情在极大的程度上安稳了社会治安，这也让发展封建主义小农经济有了绝佳的契机。其次是人才培养方面，崇尚孝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风气。
作为官员储备的孝廉在人品与道德层面要比通过其他方式选拔上来的人才高上不少，这样的官员让官场的风气也清廉了许多。
在这样以孝道和廉洁作为光荣的社会和官场当中，社会经济自然也可以自然地发展。最后是国民道德方面，对于孝道的崇尚让两汉时期的国民道德水平有了整体层次的上升。
这种国民道德水准的上升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性，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在政令发布方面，道德水准较高的国民群体不易出现抗拒法制的情况。
这有利于两汉时期的政府集中力量，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或国家政策的实施。
在疏通商路方面，道德水准较高的国民群体对于游走四方的商旅十分友好。发达的商业与贸易让农业受到了反哺，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治理方面，道德水准较高的国民群体可以承担部分政府职能。比如以乡或县为单位集中赡养老者等行为，也可以承担起建设乡或县的基础设施这些公共服务职能。
而除却这些在社会大层面上的影响，两汉时期崇尚孝道在两个小方面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首要在家庭环境方面，孝道的第一性让家庭伦常得到稳定。
伦常是古典时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形态和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伦常得到稳定就代表社会得到了稳定。
家庭成了稳定社会治安的基石，通过小家影响大家、以宗族安定社会。以家安国，又以国治天下。
次要的是对于社会有益知识的传承，孝道产生的尊老思想让掌握着社会技艺的老年人得到了尊重与生活保障。
这些老年人在被尊重的过程当中，也会传承自己的社会技艺。而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也让老年人与下一代之间的社会技艺传承更加得便捷。
对于孝道的重视，是今天也在传承的优良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