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和徐恩曾“同行是冤家”——军统、中统之斗
戴笠和徐恩曾“同行是冤家”——军统、中统之斗
1938年秋，在陈立夫等的建议下，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大力扩充他的特务组织，形成了国民党特工组织中统局与军统局“双雄并立”的格局。这在给他的独裁统治带来最大服务“效益”的同时，也种下了两大组织争斗的祸根。这种争斗，基本上都是在效力于蒋介石前提下的争功邀宠，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争夺。到抗战后期，“两统”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导致了中统“掌门”徐恩曾的下台，并引发了蒋介石改造特务机构的决断，在客观上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后果。
工作范围的重合与冲突
军统和中统本来按规定各有工作范围。军统面向军事、警察、保安部门，中统多在党政、经济、文化部门。宪兵和海军本是戴笠欲染指的对象，但徐恩曾也想渗透进去。30年代，他借兼任宪兵司令部政治督察之机，掌握了司令部的警务处和军法处、看守所，并把这两个处的主要干部都吸收进中统组织，专门操办政治案件，以获取情报。戴笠的军统掌管军事领域后，中统本应把宪兵部门让予军统，但徐恩曾却抓住不放，一直到1949年退台前夕，中统系统都还在与宪兵部门合作。至于海军方面，虽然在抗战后期已被戴笠视为掌中之物，但徐恩曾却利用海军司令桂永清与戴笠的矛盾，成功地在海军司令部成立了中统调查室，掌握了海军情报系统，使戴无法插手现有的海军，不得不寄希望于依靠美国人来重建新的海军。
在对付反蒋的各类势力方面，中统与军统都是通过各种特务手段来获取情报和进行破坏、逮捕、绑架、暗杀等活动，极易在工作中为邀功夺利而产生冲突。如双方同时或先后发现了同一目标，一方想放长线钓大鱼，并不急于收网，而另一方唯恐花落别家，便抢先下手，抓人报功，在客观上破坏了整个行动，结果造成两方的激烈纠纷；在对待顾顺章、张国焘等“有价值”的中共叛徒时，“两统”也互相挖墙脚，都欲将他们控制在手中为己所用，而不要为对方增光；更有甚者是双方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不惜撕破脸皮大打出手，甚至公然杀害对方人员，还互相收集对方头面人物的“黑材料”，向蒋介石告发，欲置对手于死地，结果闹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两位特务头子的矛盾
中统与军统基本工作内容的相同与工作范围的重合，在客观上造成了其产生矛盾和争斗的根源，而两大组织负责人徐恩曾与戴笠脾气极不相同，是他们矛盾发展的另一原由。徐表面比较儒雅内敛，戴笠则为人霸道，趾高气扬，但两人又都有决不相让的习惯和压倒对方的共性。中统和军统在二人领导下，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事层出不穷，最后直至闹得互相残杀对方人员，势同水火。特别是在徐恩曾被集中攻击告发而下台的过程中，戴笠的军统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徐恩曾与戴笠之间并非一贯交恶，他们也一度合作过。在戴笠的特务组织初创阶段，徐恩曾的“特工总部”曾给予其技术上的支援；1935年他们又在陈立夫任局长的包括徐恩曾“特工总部”和戴笠“特务处”在内的第一个“军统局”内合作过。即使在“两统”分立后的1940年，双方也还曾合组过“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察大队”；1942年还在重庆望龙门成立过“两统”情报交换处；1946年又联合组成各省市党政军联席会议；但这种合作更多是在形式上的，并不能掩盖徐对戴这个“后起之秀”的不服、嫉妒和戴对徐蔑视、敌对的真相。
徐恩曾与戴笠的矛盾是随着他们的合作开始而逐步产生的。1932年4月1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成立，初创时期缺少电讯系统可用，戴就找徐恩曾帮忙，计划在各地建立电台网。徐答应本系统的电台可以为他所用，达成了协议。中统用香港、北平、天津、杭州、济南、南昌、汉口等地的分台，为特务处收发电报。这本来是一件合作的事，竟因一点矛盾，演化成为两大组织交恶的开端。
徐恩曾将所部香港分台台长项濂，调回南京香铺营中统特务总台任报务员。项濂与戴笠是浙江大同乡(项是温州人，戴是江山人)，又是黄埔六期的同学，因为香铺营离鸡鹅巷很近，项就常至戴处叙旧。那时项濂每月的薪金仅三四十元，戴笠许诺每月给他70元，拉他为特务处工作。相比之下，这是很高的报酬，因为戴笠当时的薪金也不高，每月不足100元，项濂当然为之心动。于是项濂开始偷取中统特务总台的来往电报给戴笠，继而又拉拢中统的电讯特务到军统工作。这些事很快就为中统特务总台的人员发觉，向徐恩曾密报，徐恩曾得知后非常气愤，下决心要制裁项濂，他派行动员行刺项濂，但没有成功，之后项濂就公开投入了军统，这便是徐、戴二人矛盾之始。
第二件使戴笠与徐恩曾翻脸的事是争夺中共叛徒顾顺章。1931年春，中组部调查科驻汉特派员蔡孟坚，在汉口逮捕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当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时，陈立夫和徐恩曾亲自驾艇从轮船上把顾顺章接下来，经过他们的威胁利诱，顾顺章叛变中共。当时徐恩曾私人秘书钱壮飞，紧急向中共中央报警，使顾顺章供出的上海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大部分领导都安全转移，但中统也捕到了不少人，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罗绮园、江苏省委书记王云程等。顾顺章在上海为中统“立功”后，又到各地监狱和反省院搜查囚犯，结果使中共领袖之一恽代英的身份暴露，被国民党杀害。顾顺章还奉命举办了特工人员训练班，训练了各地中统特务骨干数百人，他写了《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等书，为国民党的特务工作献计献策，深得陈立夫和徐恩曾的宠信。顾因此成为特工总部手上破坏革命组织的一张“王牌”。戴笠的特务处也很垂涎顾顺章，邀他前去讲授对付中共的办法，并加以拉拢。1934年，陈立夫派顾顺章到日本去考察特工，但顾返国后就被戴笠收买，答应跳槽到特务处工作。这便引起了陈立夫和徐恩曾的震怒，决心要除掉顾顺章。次年4月，徐恩曾派干将顾建中将顾顺章暗杀于南京。杀顾后，徐恩曾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散布消息，说顾是因为组织经过这两件事，“两统”的关系进入了互相斗争的阶段。
使“两统”矛盾白热化的事，发生在1939年。中统局第三组组长庐斌，在山东活动期间，与军统局驻鲁专员厉文礼发生矛盾，竟被厉枪杀。这场风波虽被处理，但由于牵涉到了人命，双方从此结下了梁子。
1941年2月间，戴笠最喜爱的军统行动和暗杀专家赵理君在河南任军委会战时华北督导团专员时，又与中统河南省调查室主任韦孝儒，因抢夺地方缉私权发生矛盾，赵倚仗他在军统的势力，一怒之下竟派人将其绑架，把韦孝儒及其随行八人一起活埋在一口枯井下面。徐恩曾闻讯大怒，命令中统搜集事证，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看无法收场，就转令戴笠调查处理。结果军统方面无可抵赖，戴笠只好忍痛把赵理君逮捕枪毙于西安。此事使戴笠与徐的关系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对警察系统的争夺
戴笠与徐恩曾的矛盾还表现在对警察系统的争斗上。警察系统素来是戴笠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争夺最激烈的部门，徐恩曾虽无法在警察方面有所作为，但他却暗中支持李士珍。在1943年至1944年间，戴笠草拟了一个建警计划，欲在行政院下设一个警察总监部，把全国警察统一在国民党的中央指挥之下，由他来掌握。徐恩曾知道后，一面支持李士珍另搞一个十年建警计划，一面向陈果夫、陈立夫汇报，让二陈从中作梗。蒋介石本来已准备批准戴笠的建警计划，有意让戴当全国警察总监。当他将方案交给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第三处主任陈果夫研究时，二陈却认为警察的指挥权一直在省市县地方政府，一旦划归中央，则地方维持治安可虞；同时以军统的人任警察总监，多有不宜，不仅将在国内招致议论，且英美盟邦亦可能产生非议，贻人口实。蒋介石闻此思想动摇，再加上此时他对戴笠扩充势力已有担心，戴笠的计划便未能实现。
徐恩曾一贯好色贪财，他在吴兴老家本来有一个老婆，30年代在南京霸占了一个东北籍女学生，1931年，他又迷上了一个向中统自首的中共女叛徒费侠，把她安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民训委员会任干事，并与之姘居。抗战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两人的关系公开化，这引起了国民党内许多人士的指责。陈立夫也指责他不该贪恋女色。但徐恩曾并未理会。到重庆后，徐恩曾把东北籍老婆安置在铜梁县西温泉汤山，费侠则安置在国府路。费侠利用徐的权力从事投机倒把敛财，给他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1943年间，财政部有一大卡车中国银行刚刚印好的新钞票，从湖北运到重庆，途经沙市的乡间，突遇空袭警报，又闻谣传日军顷刻即至，押车人员和司机便弃车而逃。财政部闻报后，饬知中国银行将钞票号码注销。殊不知这车钞票落在湖北中统调统室手里，因为数量庞大，当地特务不敢独吞，乃报告中统局，希望能得一笔奖金。徐恩曾接报后，想吞食这笔巨额横财，派了一名中统特务，持中统局书面证明前往押返重庆，当押运至川鄂交界的封锁线三斗坪时，被军统交通检查所查获。戴笠当即向蒋介石告发。正处于财政窘境的蒋介石，起初认为是徐恩曾私印伪钞，一怒之下曾准备把徐枪决。后来经中国银行验证，不是伪造而是注销报废的钞票，徐恩曾又推说事前不知道，暗中令押运的小特务招认是贪财起意，途中拾得。结果是军法总监部把那个押车小特务，以捣乱战时金融的罪名判处死刑了事，当了徐恩曾的替死鬼。但此事使蒋介石对徐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4年，徐恩曾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几部大卡车做走私生意，从中印公路运回一批走私西药，当运至四川广元时，又被军统查获。由于用的是中央党部的大卡车，戴笠明知是徐恩曾所为，但怕蒋介石认为他有陷害之嫌，就去找与徐恩曾水火不容的朱家骅向蒋介石密告，前后两事联在一起，蒋“龙颜大怒”，于是在第二年春，蒋介石亲自下令撤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职，永不叙用。就这样，1945年1月，徐恩曾结束了主持中统的生涯。徐恩曾被撤去本兼各职后，只剩下一个工程师学会总干事的职务。
戴笠与徐恩曾的斗法至此以徐的下台而结束，军统与中统的矛盾斗争也成了一段历史。1947年时徐由中国工程师学会选为“国大代表”，上海解放时逃香港。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戴笠的一段讲话来结束此节：“我们除不允许生活腐化之外，更不允许同志们与人家随便冲突。这是十多年来我们的一贯作风。同志每次与人家冲突，我总是严惩自己的同志，轻责他人。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目前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兼善天下’，所以顶要紧的是健全本身。”戴笠的言行是否一致，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