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合法化争议：一场关乎生命尊严的全球性讨论
安乐死合法化争议：一场关乎生命尊严的全球性讨论
2024年11月29日，英国下议院以330票对275票通过了一项历史性法案，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合法化安乐死。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英国在安乐死立法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也再次将安乐死合法化这一全球性议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安乐死：主动与被动的选择
安乐死（Euthanasia），不同于自杀，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注重于减轻病人痛苦的医疗手段。根据不同的定义，安乐死可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
- 主动安乐死：由医疗人员通过药物直接终止病人的生命，常见于不能再减轻病痛的绝症患者。通常需要病人本人表达申请。
- 被动安乐死：则是停止对病人进行医疗的干预（例如，拔掉维持生命的机器），让病人自然死亡。这在许多国家已被广泛接受，但对主动安乐死的法律态度则依然复杂。
合法化之路：各国实践与争议
荷兰模式：先驱者的经验与挑战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根据荷兰法律，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病人必须处于无法忍受的痛苦中，且这种痛苦无法通过其他方式缓解
- 病人必须自愿且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请求
- 至少两名医生确认病人的情况符合安乐死条件
- 安乐死必须由医生执行
然而，荷兰的实践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据统计，2017年荷兰安乐死人数达6585人，较上一年增长8%，占当年荷兰所有死亡人数的4.4%。其中，2017年有83人因为“严重的精神疾病”选择安乐死，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增加了约一倍。荷兰检方对2017年四起疑似违规的安乐死事件展开刑事调查，在这四起案件中，检方认为协助安乐死的医生在评估时都过于草率。
英国新法案：严格限制下的谨慎尝试
英国下议院通过的安乐死法案规定，经两名医生和高等法院法官批准，预期寿命不足六个月的成年人将有权选择安乐死。法案要求：
- 申请人必须具备作出选择的心理能力
- 必须在过程中的每个阶段表达“明确、稳定且知情”的意愿
- 不受胁迫或压力
- 必须有两名独立医生和一名高等法院法官确信申请者符合条件
然而，这一法案仍面临诸多争议。有议员担忧末期病患者可能会因为不想“成为负担”，而感受到结束生命的压力。也有议员担心，该法案允许医生在未经末期病人主动要求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安乐死作为选项。
中国立场：法律禁区与伦理困境
在中国，安乐死目前仍被视为犯罪行为。1986年，陕西汉中传染病医院发生了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例。医生蒲连升在患者家属的恳求下，为身患绝症的夏素文实施了安乐死。然而，这一出于善意的举动却导致蒲连升被控故意杀人，并在看守所度过了498天的牢狱生活。虽然最终被判无罪，但这一案例凸显了安乐死在中国面临的法律困境。
法律与伦理的双重困境
支持观点：尊严死与个人选择权
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 个人选择权：在法律的视角下，个人是否有权选择终止自己的生命，成为了法律和伦理讨论的中心。支持者认为，安乐死是对生命选择权的尊重，病人应当拥有在痛苦绝望中结束自己生命的自由。
- 尊严死：支持者认为，安乐死可以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人世，减轻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同时也可以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
反对观点：道德滑坡与生命权保护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则主要关注以下风险：
- 道德滑坡：反对者担心，一旦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会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压力，使得某些人受到外界影响而作出非自愿决定。例如，一个身陷绝症的病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家人的负担，更倾向于选择安乐死，而不是聆听内心的真实愿望。
- 生命权保护：积极安乐死合法化对生命权和医疗权有着极大的潜在风险。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老年病人而言，治病往往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开放积极安乐死权限，很多老年病人可能会出于对家庭经济的考虑，或者在无形的道德压力下，“自愿”选择安乐死。这本质上是对生命健康权以及平等医疗权的毁灭性打击。
- 医生职业伦理：医生的职业道德会受到严重质疑。医生的职责本是救死扶伤，而安乐死合法化可能使医生陷入道德困境。如素材中提到，在希波克拉底宣言中明确表示医生不能给予病患能造成死亡的药物，更不能给病患指明结束生命的途径。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医生可能会在救死扶伤的职责和执行安乐死的要求之间摇摆不定，这无疑会损害医生的职业道德。
结语：审慎前行
安乐死合法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议题，涉及法律、伦理、医学等多方面考量。从荷兰的经验到英国的尝试，再到中国的谨慎态度，可以看出各国都在努力寻找尊重个体意愿与维护社会公义之间的平衡点。在这个关乎生命尊严与价值的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讨论和审慎思考，以确保任何立法都能真正体现人文关怀，同时避免潜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