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在历史性的时刻如何做出人生抉择？
1933年：在历史性的时刻如何做出人生抉择？
1933年1月30日，在柏林的克兰茨勒咖啡馆，一个报童挥舞着《柏林午报》，头版上的巨型字母宣布：“阿道夫·希特勒，总理。”看到这一消息，一直坚定地反希特勒的出版商弗里茨·兰兹霍夫如同受到当头一棒，他把报纸递给50多岁的童话作家凯泽，凯泽却对当天的政治争端不感兴趣，因为接连几个月总理换得太频、太快，“就像一家保龄球俱乐部换了董事会”。兰兹霍夫的同事凯斯滕却感到生活将被彻底改变，他立刻跑到法国领事馆申请了签证，又去银行把能取的钱都取了出来。
这是德国记者乌维·维特施托克在《文学之冬》中描写的一个场景，生动地描绘了德国文人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的不同反应：有的感到大难临头，有的低估了危险，有的迅速出逃。我们现在知道，残暴的纳粹接管权力后，一场人间浩劫即将开始，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想象不到希特勒将会做出什么。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是《拉德茨基进行曲》的作者，还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印度裔学者潘卡·米什拉说：“见多识广的罗特已经警觉到了希特勒掌权会造成的严重的后果，但大部分人都缺乏这样的预见能力。有些人也许惊恐地感觉到了血腥味，但几乎所有德国作家都被迅速变化的局势弄得束手无策。”
维特施托克的《文学之冬》记述了希特勒掌权后一个多月内，1月底到3月中旬，德国纳粹和作家们的每一天中的活动，“日常生活变成了求生之战……在1933年2月，人们的命运已见分晓：谁将性命不保，谁将仓皇出逃，谁又将在罪犯的庇护下飞黄腾达”。
《文学之冬》
德国作家出逃越早，难度越小。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记述了“一战”战壕里的惊骇和死亡，记述了炮火猛攻下整夜煎熬的恐怖，它刺激了所有试图粉饰战争和士兵之死的人，尤其是纳粹分子。1930年，电影《西线无战事》在德国上映时，戈培尔派冲锋队打手进入电影院，扔臭气弹，放白老鼠，威胁甚至殴打观众。幸运的是，《西线无战事》很畅销，让雷马克有了钱，他在瑞士的马焦雷湖畔买了一栋别墅，1月29日他就坐车去了瑞士。
2月14日，65岁的犹太戏剧评论家、德国笔会中心主席阿尔弗雷德·克尔得了流感，高烧39摄氏度，躺在病床上写作，这时一位警官警告他的护照第二天将被吊销，他就无法离开德国了。他一点也没有迟疑，立刻爬起来，稍微收拾了些必需品，拿上护照前往火车站，赶上了一班开往布拉格的火车。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没有钱，没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的陪伴，14年后才再次回到德国。
2月16日，布莱希特在哈登贝格街的公寓里已经没有了安全感，冲锋队随时会破门而入。酒店要求登记身份证，医院却没有义务向警方申报病人，因此成了极好的藏身之所。布莱希特住进了城中心的一家私人诊所。
再往后，随着纳粹的行动，逃离难度加大，德国作家们要展现出特工一样的技能才能成功脱身。2月21日，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踏上了流亡之路。他本来认为希特勒最多只能执政6个月，后来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还有人提醒他，他的护照很快可能会被吊销，他决定逃走，收拾了一个小手提箱前往火车站。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匆忙或逃亡的迹象，只带了一把伞，在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法兰克福的票，“一个不显眼的目的地，并非边境，即使有人去售票处打探他买票的目的地，也不过是法兰克福而已，很好的伪装”。
2月28日，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开始了他惊险的逃亡过程。他是一位医生，在1929年出版了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大都市小说，以大胆的蒙太奇手法写成”。直到2月28日，也就是国会大厦发生火灾后，他在他人的催促下才准备“出去三四个月，直到国家摆脱纳粹”。晚上8点他出门后就被人跟踪，随时有可能被逮捕，他下了火车，跳上另一列正要开走的列车才甩掉了盯梢。在列车上，“看着擦肩而过的城市灯火，他爱这座城市……现在他要离开这里，不知是否还会回来”。他于1933年定居巴黎，战争结束后是首批返回德国的流亡作家中的一员。
电影《西线无战事》(2022)剧照
1933年3月，天气依旧寒冷，纳粹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国会大厦失火给他们提供了借口之后，他们对左翼作家的镇压开始变得更加凶残。许多文人被抓进临时看守所，那里的看守有时为了取乐，会向漆黑的宿舍盲目开枪。一些人被迫喝下蓖麻油，然后光着屁股蜷在桌子上，被棍棒打到皮开肉绽。
左翼剧作家布莱希特提议，为受威胁的作家组建一支护卫队，找几个强悍的保镖、四五个有格斗经验的人。亨利希·曼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说：“暴力不是作家的明智策略，因为暴力最终会反噬自身。暴力是纳粹的斗争手段；他们可以招募数以万计的冲锋队队员。作家和艺术家的护卫队永远敌不过这样的军事力量。唯一理性的前景是回归文明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内战似的街头斗殴。”
纳粹不仅要把作家囚禁起来，还要“缝上他们的舌头”。3月7日，冲锋队队员冲入人民党开的书店，从书架上抢下书，搬到大街上烧掉。此后焚书事件屡见不鲜。4月26日起，大学生把遭禁作家的书籍集中到收集点，有雷马克的，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的。留在德国的埃里希·凯斯特纳站在人行道上，无奈地看着冲锋队把他的书扔到火堆里。
那些选择留在德国的文人，有的勇敢地反纳粹，有的选择了沉默，有的跟纳粹合作。约瑟夫·罗特“对于纳粹的事，不愿遮遮掩掩，无论如何都要与他们作战，即便知道这只是螳臂当车。他以纸笔为武器，在必死的坚定信念中投入了战斗”。他于1939年于巴黎病逝。
卡尔达·胡赫著有历史小说《三十年战争》，是首位入选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的女性。纳粹掌权后，已经69岁的她公开拒绝了纳粹的讨好，在亨利希·曼被开除后，她主动辞职，从柏林退隐到海德堡，但继续捍卫公民自由和人道尊严，“可惜，学院内外几乎都没有能与她旗鼓相当的战友。对她来说，内心流亡的孤独岁月已经开始”。她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之后重新开始职业生涯，而且活到了足以发现她的早期作品已经被遗忘的年纪。
恩斯特·乌德特曾经特别风光，他是德军轰炸机飞行员，“有着斗牛士的风度，优雅、高傲”，曾经在全欧洲和美国表演飞行特技。1932年1月28日，他恳请朋友们尽快离开德国，永远别回来。他自己之所以不走，因为飞行是他的全部。三个月后，他加入了纳粹党，在德国航空部里混得风生水起，但后来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失败，赫尔曼·戈林把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他在公寓里开枪自杀。
1933年1月30 日，希特勒（中）就任德国总理的当天，与副手鲁道夫·赫斯 (右) 一起走进柏林国会大厦
维特施托克想用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来说明，“从希特勒上台到废除所有重要公民权利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颁布，相隔四个星期零两天，只需不到两个月，就能让一个法治国家陷入肆无忌惮的暴政。只需一段年假的时间，民主就能被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