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主导下的《西游记》
全真道主导下的《西游记》
《西游记》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融合了全真教义的文化载体。它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法表现了全真道三教合一、性命双修的教义。因此，理解《西游记》需要从全真道的角度来审视其宗教文化思想。
元代全真教的势力在宋元交替之际达到顶峰，但随后因佛道之争而受到打击。大量全真道士南下，将济世救民的教义转向金丹大道的构建，形成了江南全真教“性命双修内丹学”。这种思想背景为《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来源。
在《西游记》的成书过程中，全真教的术语、诗词等元素被广泛使用，并且在小说中产生了象喻功能。例如，孙悟空的名号“心猿”就直接源自全真道的影响。此外，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如车迟国、灭法国和乌鸡国故事，以及第78回的御前辩论故事，都反映了元代佛道之间的冲突。
全真教的丹道思想在《西游记》中也有体现。例如，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耙等道具的重量设定，与道教典籍中的数字密切相关。这些细节表明，《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融入了大量全真教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西游记》的最终定稿者被认为是明代茅山乾元观的全真道士闫希言师徒。他们在定稿过程中可能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和润色，使其更加符合全真教的思想体系。
元明时期全真道在南方的传播
全真道在山东半岛的东华宫由马钰创建，成为重要的传教中心。这一中心不仅在北方有重要地位，也逐渐影响到南方，成为全真道在南方传播的重要基地。在武当山，全真道与清微派合作，形成了共治的局面。这种合作不仅促进了全真道在南方的传播，也使得全真道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全真道在南方的传播过程中，与儒释墨等其他思想体系进行了交流与融合。这种思想上的交流不仅丰富了全真道的内容，也使其更加适应南方的社会文化环境。元代中叶开始，南宗逐渐与北宗融合，得到了元统治者的支持，这为全真道在南方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真道的形象和故事广泛见诸于元明清时期的史志、戏剧、仙传、小说等作品中，这些文化载体的广泛传播，使得全真道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教俗两界文化消费的重要资本。
全真道在南方的传播对当地道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南北道教势力的融合，形成了更加统一和多元的道教体系。全真道的思想和实践对南方社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促进社会和谐、提升道德修养等方面。此外，全真道的传播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增强了地方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西游记》中的具体体现
第19回和第20回中引用的《心经》与偈语，这些内容出自明初全真道人何道全之手，显示了全真教对《西游记》故事的影响。再者，“弼马温”这一官职的设定，反映了全真教中“心猿意马”的观念，即通过控制内心的欲望来达到精神的净化。
《西游记》的整体结构和主题也体现了全真教的思想。小说通过夸张和变形的描写，展现了人物的心性修持和人格完善的过程，这与全真教强调的心性修炼和自我提升的理念相契合。孙悟空的故事尤其突出了这一主题，他在佛教修行中的经历，如拔除朱砂树等情节，都体现了佛教因果与救赎的哲学，这与全真教追求精神净化的目标一致。
明代茅山乾元观全真道士闫希言师徒之于《西游记》
闫希言师徒通过《西游记》中的隐喻和暗示，如“镇元子”与“陈元之”的相似性，以及“华阳洞天主人”的艺术化身，展示了他们对文本的深入理解和创作意图的再暗示。这些隐喻不仅揭示了闫希言师徒在文本中的艺术投影，也反映了他们对《西游记》定稿文本启蒙主旨和丹学内涵的突出强调。闫希言师徒在定稿过程中，通过对茅山正一道派的讽刺，显示了他们对当时道教派别的批判态度。这种讽刺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文学才华，也反映了他们对道教教义的深刻理解。
通过对《西游记》第一二回和第一百回的隐喻暗示的破译，确认了闫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记》最终定稿人的事实。这些隐喻暗示具有“唯一性”，进一步证明了闫希言师徒在《西游记》定稿中的关键作用。但，闫希言师徒在定稿时不署真实姓名，这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这种做法可能旨在避免政治风险，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全真道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作用
在探讨《西游记》的创作背景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历史上宗教思想的复杂交织。
《西游记》的文本中，道教修炼术语的大量出现，与小说中扬佛抑道的倾向形成了明显的冲突。这种内在的矛盾，反映了元明之际全真教与佛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全真教的兴起，尤其是在成吉思汗时期，通过邱处机等人的努力，使得全真教达到了顶峰。然而，全真教的教义中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元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迅速普及的原因。
《西游记》的创作过程中，这种宗教思想的碰撞和融合，不仅体现在文本的内在矛盾上，也反映在作者构建故事、表达思想的过程中。尽管作品架构了一个庞大的佛教世界，但同时也解构了这一世界，对佛教人物和教义进行了批判和讽刺。这种对佛教的贬抑态度，从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来看，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西游记》的创作和内容受到了全真教与佛教之间冲突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本的内在矛盾上，也反映在作者如何构建故事、表达思想的过程中。
“三教合一”与“性命双修”
《西游记》中的三教关系被描述为“儒为立本,道为入门,释为极则”，这种描述不仅展示了三教之间的相互包容和融合，也反映了作者对于三教合一思想的推崇。此外，刘一明在其《西游原旨》中将《西游记》视作三教一家之学，强调了修德立身、行孝释厄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全真道性命双修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游记》通过孙悟空的成长历程，展示了从凡人到圣人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性命双修的理念。孙悟空从一个顽劣的石猴，通过修炼和悟道，最终成为斗战胜佛，这一过程象征着个体通过修行达到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提升。
《西游记》在文学技法上也体现了全真道的教义。例如，书中运用的三五合一、寻眼辨脉等方法，不仅丰富了文学表现形式，也深化了作品的宗教哲学内涵。这些技法的运用，使得《西游记》在传达性命双修教义的同时，也展现了道教内丹学的深奥思想。
《西游记》中大量的象征和隐喻手法，如唐僧取经的故事，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宗教旅行，更是一个深刻的象征，代表了从世俗到精神世界的超越。这种象征性的叙述方式，使得作品能够在不直接阐述教义的情况下，让读者自行领悟其中的宗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