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臣子真不畏死？浅谈古典士大夫精神有什么过人之处
古代的臣子真不畏死？浅谈古典士大夫精神有什么过人之处
在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以其独特的死谏精神闻名于世。从夏朝的关龙逄到唐朝的魏征，再到屈原，这些历史人物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忠诚和担当。这种精神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引言：
士大夫以死明志，不畏死谏，不成功便成仁，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资料当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社会发展规律，明君总是与谏臣相辅相成的。
明君广开言路，以博大的胸襟包容不同观点的言论，并从中选择最适合国家发展的观点，给予谏臣政治舞台。
谏臣同样刚直不阿，他们秉持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原则，坦然地指出帝王的过错，指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漏洞，并做好了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哪怕付出生命，他们也愿意扭转社会的错误轨道，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士大夫死谏有着怎样的历史传统？论其体现的精神，我们又能发现什么样的过人之处？
死谏传统，根基深厚
提到士大夫阶层，人们总是能第一时间联想到宋朝。宋朝的统治者重文轻武，大力扶持文官集团，给予士大夫阶层极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样也是宋朝的独特局面。
士大夫拥有极强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并自觉自愿地为君王分忧。在关键时刻，他们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生死，只为实现自己心中最纯粹的理想。
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们也同样积极为国家事务建言献策。当他们发现君王在政治举措中有所失误时，他们也会坦然地指出一切错误，毫不畏惧君王的权威和手段。
人总是要死的，但是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之别。
在士大夫心中，成为一名谏臣，并为此付出生命，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百死不悔，只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愿景。
士大夫死谏，或者说文官死谏，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夏朝。
夏朝处于奴隶制贵族社会，君王尚未实现天下统一，也尚未建立封建政治制度。不过，世袭制对禅让制的取代，还是让“家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
在潜移默化的思潮影响下，人们普遍达成共识，认为君王是天下真正的主人。
夏朝的最后一位君王夏桀，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暴君和昏君。
夏桀生来残暴，脾气怪异，为人十分嚣张。他从小到大都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从没有任何人敢忤逆他的意志，敢违背他的命令。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逐渐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性格。或许从小就知道，自己会成为这天下的主人，夏桀嚣张跋扈到了极点。
还未正式继位时，他的脾气就已经令人恐惧。有一次，他在饭桌上没有吃到自己心仪的菜肴，便大发雷霆，将身边伺候的奴仆一律处死，不留一个。
负责做菜的厨房人员，则被送到牢房，接受残酷的生理折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正式继位以后，夏桀的脾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整日沉迷于酒池肉林的生活，在自己的宫殿当中修建了一个大酒池，池中的液体全是酒水。人在池中浸泡，很快就会昏昏欲睡。
他还命人从全国搜寻美人，把美人全部投入酒池当中，自己坐在高位，观察她们醉生梦死的状态，以此取乐。
不问政事，这绝不是一位君王应该做的事情。在他的统治之下，整个夏朝风雨飘摇，阶级矛盾愈发严重。稍有不慎，人们就将面临亡国危机。
夏朝有一位臣子，名叫关龙逄，为人正直不阿，性格十分刚烈，且出言不讳，平时在官场中得罪了不少人。
他身为一位官员，却缺乏左右逢源的本事。每当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时，他总会出言相劝，甚至直接严厉斥责。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协助君王治理国家，保护夏朝免受亡国危机。
眼见夏桀的行为越发乖张，尺度更大，关龙逄终于忍无可忍。
他亲自找到夏桀，劝说君王脱离当前安逸的生活环境，把精力投注在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之上。他的用词十分严重，并且把亡国的危机一五一十地摆在了夏桀的面前。
夏桀脾气不好，所以当场便想发怒。但是考虑到关龙逄资历较深，便硬生生忍了下来，且用委婉的语言告诉对方，日后不必再出言不逊。
可没想到，关龙逄是个固执之人。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便三番五次地出言相劝。夏桀终于被他惹恼，不再忍耐，直接下令杀掉了他。
根据现有的文字资料记载，关龙逄是我国历史上的文臣死谏第一人。
让人遗憾的是，他的死亡并没有换来夏桀的醒悟。君王仍旧我行我素，最后失道寡助，成为了亡国之君。
他的死并没有挽回既定的结局，也没有扭转时代的悲剧。但他的死让人们看到了谏臣的精神，看到了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决心。
在后来的商朝和周朝，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和之后的封建王朝中，总有一批又一批的臣子受到关龙逄精神的感召，毫不犹豫地成为谏臣。
比如魏征，他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谏臣。
在李世民登基之前，魏征属于太子党。他并不是信任太子的能力，而是理所当然地根据祖宗礼法，拥护太子的地位。当李世民成为皇帝后，他也会根据封建时代的规则，追随在李世民的身后。
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魏征并不是一位忠于一人的臣子。他只忠于心中的正义，忠于社会规范，忠于他自己的国家。
魏征认为，李世民虽然是一位难得的明君，但是在执政过程中也难免行差踏错。作为臣子，他有义务指出这些错误，引起君王的重视，并敦促君王改正。
他的妻子曾问过他，如此直言不讳，不怕招来君王记恨吗？
可他却认为，李世民绝非度量狭小的君主。况且身为臣子，劝诫君王是他的本分，他绝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有所松懈。
事实证明，李世民确实度量宏大。他即便百般怨恨魏征的言行，却也没有做出任何伤害对方的事情，反而还对魏征多加器重。
魏征做好了死谏的准备，并不因对死亡的恐惧而退缩。遇到李世民是他的幸运，他成为了谏臣，也逃脱了被处死的结局。
明君贤臣，各有意义
李世民和魏征这一对君臣，让我们看到了明君贤臣的最佳相处方式。
君王广开言路，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为原则，包容臣子的言行，有时甚至需要容忍对方以下犯上的举动。臣子则悍不畏死，勇于劝诫，协助君王拨乱反正，推动整个国家朝着更加强大的方向发展。
臣子死谏，这一传统对国家和臣子本人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对于国家来说，臣子的死谏，有时可以挽救最可怕的危机。
古代社会时常出现战争，每当战争爆发时，君王总会根据个人的性格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懦弱的君王在遇到战争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逃避。进攻是必不可能的，防御是必不可少的。在防御的同时，国家也要积极与对方展开和谈。对方提出的要求，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国家都可以接受。
这样的处理方式换来的结果，一定是本国一退再退。毕竟人的贪念是无休无止的，敌人的欲望同样也会不断膨胀。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底线可以无限退后时，敌人便会更加得寸进尺。
臣子意识到这一道理，便会请求君王收回成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迎接战争。若是君王不听劝诫，臣子则会一头撞在朝堂的柱上，血溅当场，以死明志。
若是君王被一条人命的消逝所震撼，选择改变决定，那么一个国家的危机也能就此解决。如果君王仍旧我行我素，那么谏臣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了百了，无需再为可怕的后果负责。
死谏，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有时真的可以扭转一个国家的命运。
对于士大夫本人来说，死谏也是成全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一点，我们从战国时期的屈原身上就能看出。
屈原是一位清醒之人，他能够写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语句，足以见得他对国家的政治现实有多么不满。
他的君王十分昏庸，不管他提出怎样的意见，君王都充耳不闻。他眼看着国家一天天衰弱，自己却无力挽回，顿生挫败和绝望之感。
他无法唤醒上层阶级的危机意识，无法成全个人对理想的追求，只能选择以死明志。
他投进了汨罗江，留下了千古传说，也留下了关于死谏的古典精神。
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他的死没有产生任何的实际意义。毕竟君王没有因为他的死而醒悟，国家的命运也没有得到改变。
但是从个人角度来看，他用死成全了自己的气节，成全了个人的追求。作为文人，他做到了能做的全部，这就是值得歌颂的。
儒家精神，集中体现
古代文人的死谏精神，谏臣对理想和追求的坚守，正好体现了儒家精神的内核。
儒家学说体系对文人的要求很高，他们强调文人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儒家学子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国家政治走向的成功上。儒家一直强调个人对于集体的奉献精神，强调每位社会个体的集体意识，这一思想直到如今也依旧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态度。
文人生来就是要为国家付出的，这是文人群体的共识。在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下，他们对国家有着当仁不让的责任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名言，正好体现了儒家思想强调的文人精神。
士大夫阶层，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趸。宁可死，不愿苟活，这是大部分士大夫的共同理想。生命固然可贵，但在这群人心中，生命一定没有信义重要。
死谏是儒学士大夫精神的体现，但并不值得提倡。死谏的结局不可控，有可能谏臣付出生命，君王却冷眼旁观。
生命诚可贵，理想价更高，或许正是这个道理。
结语：
死谏意味着不成功便成仁，谏臣给人留下了悍不畏死的形象。没有人不恐惧死亡，但恐惧情绪总会为更崇高的理想而让路。
这是古典士大夫精神的体现，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先公后私，国事为先，乃是士大夫心中正道。
参考资料：
《战国策》
《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