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槃陀到孙悟空：《西游记》中猴王形象的演变历程
从石槃陀到孙悟空：《西游记》中猴王形象的演变历程
《西游记》作为一部百年经典，代表着中国古代神魔小说的最高成就。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从最初的石槃陀到最终的齐天大圣，这一过程融合了佛教、道教、儒教等多种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
孙悟空形象的起源与演变
孙悟空的形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的玄奘唯一的徒弟——石槃陀。他最初以礼佛的形象出现，后经玄奘为他受戒，在玄奘危难之时护其西行，在取经途中承担着护法的作用。但是此人顽劣凶残，一路且行且止、心猿意马，这些共同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基硇。
由唐至宋，“西游”故事在百年的变迁中，以“说话”、“讲唱”的形式流传下来，并形成文字记录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是现今所发觉关于“西游”故事的最早文本。
此书约一万六千多字，篇幅短小，文字粗糙，流传至今只剩部分内容片段，但从中可以窥见，它的故事情节己具备神魔、奇特的色彩，主要人物大致产生，构成了《西游记》的基本框架。此故事中石槃陀被给予了新的身份，成为“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被称为“猴行者”。石槃陀护法、向导的作用不断被认识、放大，从一般的胡僧转变为猴王。
猴文化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
为什么最终是猴而不是其他的灵异形象？这与我国传统的猴文化密不可分。猴在很早就进入了人类的视野，《山海经》中曾有多处记载：“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驻驻，食之善走。”所谓“禺”，则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猴类，根据《山海经》的描述，它长臂白耳善投，可似人一样行走。《尔雅》中“释兽”篇对猴进行了明确分类，如“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猱，媛，善援”等。
可见至宋代，古人对猴类的习性颇为了解，并一般认为它形肖似人，灵活好动，其次猿猴也被视为长寿的象征，本身便带有灵异之感。除史料记载之外，“猴”也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世间流传。《吴越舂秋》中便记载了越王勾践经过十年筹谋，准备大举伐吴。大夫范蠡推举越国处女帮助士兵操练武艺，处女在赴任的路上遇见白猿的故事：自此，“白猿比剑”的传说也流传下来，猿猴带上神化的色彩，如虞信《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中赞扬周公“公志气纵横，风情倜俊。圮桥取履，早见兵书；竹林逢猿，偏知剑术。”《王子年拾遗记》中也记载到被蜀地称为“后圣”的周群，则是得一白猿教导，方有成就；唐代张渎《宣室志》则载有猿猴化作妇人求仙问道的故事，在故事流传中，猿猴日益仙化，神性逐步增强。
猿猴盗妻
此乃淮涡水神无支祁，他状若猿猴，可似人类一样言语对答，力大无比，疾如雷电，灵巧善变。他在淮河流域兴风作浪，大禹召集百种神灵将它捉住，后给他脖子上锁上大铁链，鼻子上穿上金铃，把它迁到淮阴的龟山脚下方才将他降服。后世人们在家中供给无支祁的画像，以求淮河流域的风调雨顺。再如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以及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这里的妖猿善淫好色，掳掠美貌女子在山洞中享乐，“日始逾午即欸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本领高强，变幻无穷，疾如雷电，并且可预知后事，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并有一子遗留世间。可见，猿猴的神通广大在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佛教文化对孙悟空形象的影响
唐代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在唐朝的二十个皇帝中，除武宗李炎以外，其余统治者，都是通过宣扬佛教巩固政权。在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寺庙兴起，朝廷常常利用寺院举行盛大的仪式，僧人在当时颇受礼遇，大力传播佛教经典，百姓对于佛教典故耳熟能详。“猕猴”则是佛教中颇具代表性的形象，梵名音译作么迦咤。由于其心性轻浮躁动，所以佛经中常以它来比喻凡夫俗子的妄心。
猕猴捉月
另外众多的佛教故事也与猕猴相关，如《大唐西域记》中曾记载“猕猴献蜜”的传说，猕猴捧着蜜献给如来佛，佛陀将其用水拌和，施舍给大众，猕猴高兴地眺入坑中摔死，借这一福力，转生为人；再如《大唐西域记》中还提到，在大施场东边两河交汇处，有一猕猴为求脱离苦行，往生天界，在戒日王大施之日绝食而死，自此每天都有几百人来此地自杀，以求排除罪孽；
另外，《摩珂僧只律》中也记载了“猕猴捉月”的故事，猴王看见井中月亮的影子，与五百猕猴首尾相连，辗转相捉试图将月亮捞出，最后掉入水中，佛陀则告诉诸比丘，当时的猕猴主就是现今的提婆达多，剩余的猴子即是现在的六群比丘。可见，猴类除了神性、妖性之外也是一个深具佛性的动物。
与其它灵异形象相比，猴类在佛教中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代表着人类的妄心，六念未除，本心难定；另一方面它又想潜心修炼，一心向佛，这正是石槃陀虽然礼佛，但是在陪玄奘取经的途中心生妄念状态的写照。其次在古代的观念中，猴类外形似人，长臂善投，寿命绵长，本身便具有灵性。随着它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其神性不断被放大。神通广大、聪慧灵巧便成了它的代名词，这恰恰符合“护法者”的要求。因此，石槃陀的护法作用被渲染、神化的同时，与猴类的特点相结合，从而产生了猴行者的形象。
相比石槃陀，此时的猴行者形象更加丰满，他以“白衣秀才”的外形出场，但是真身己成为了猕猴，在取经过程中，他一路保护玄奘顺利取得心经，虽处于“西游”故事的次要地位，但护法的作用却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渲染，他一路降妖除魔、开山辟路，具有明显的神异色彩，可见孙悟空己具雏形。
元杂剧对孙悟空形象的丰富
此后，孙悟空便以“猴王”为形象基础不断丰富进展。金元时期，两朝采取了不同的文化政策。金朝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重振科举，一时之间人才辈出，群英荟萃游历山水、雅集酬唱、以文会友等活动蔚为壮观，各体文学蓬勃进展，诗文词尤受欢迎，雅文学居于主流地位。
时至金末，蒙古兴兵南犯，国家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为俗文学的进展提供了契机，适应市民文化需求的院本、杂剧、诸宫调迅速崛起，其内容也涉及各个方面。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载，金代院本名目达700余种，其中便包括“西游”故事，如《唐三藏》《蟠桃会》《杂耍胡孙》《看马胡孙》等，但在历史洪流之中，没有一部流传下来。
时至元代，蒙古族统一北方，重武轻文，鄙夷文士，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在元朝133年的统治中，诗文词进展滞缓，元杂剧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则如火如荼，甚至被统治者所推崇。其题材广泛，涉及到儿女情长、英雄传奇、历史事件、民间传说，适应于各个阶层。此时“水浒戏”“三国戏”都得到迅速传播，相比之下，“西游戏”数量甚少。
据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代“西游戏”五种，分别为高文秀《镇水母》、杨显之《刘泉进瓜》、李好古《劈华岳》以及吴昌龄《眼睛记》、《西天取经》，但均己亡佚。《元曲选外编》则收录了“西游戏”三种：《龙济山野猿听经》《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以及杨景贤的《西游记平话》，其全貌也不可见。另外还有一些剧本涉及到西游人物与故事，但不可视为西游戏”，如《风雨像生货郎旦》《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二郎神戏”等。
笔者现根据保存较完整的《西游记平话》以及《二郎神锁齐大圣》简析可得，元杂剧中对孙悟空形象进行了新的进展，使他的形象更加丰满。
孙悟空形象的最终定型
另外通过元杂剧的描写，我们也可以看出孙悟空性格中的不服管教、叛逆不羁，剧中他意气风发，肆无忌惮，不仅抢公主为妻，还盗取仙物，意图在花果山紫罗云洞举办庆仙衣会，可谓无礼至极。此外他在“取经故事”中的地位也开始上升，由玄奘的陪衬者变为取经过程中的主要人物，但此时他还没有超越玄奘，成为整篇故事的主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到了明中后期，吴承恩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穿，“西游”故事体系得以成熟，在前因后果、人物设置、情节安排、语言艺术等方面均达到了最高水平，形成了“西游”故事传播的鼎盛期。此时孙悟空成为故事系统的核心人物，其形象完备、成熟，并具备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