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一词始于何时？河东郡究竟设置于何时？
“河东”一词始于何时？河东郡究竟设置于何时？
“河东”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理和行政意义。本文将探讨“河东”一词的起源及其作为行政区域的历史，通过文献考证和历史分析，揭示这一地理名词的演变过程。
“河东”一词始于何时？
文献中关于“河东”一词的记载，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孟子》中的“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了。可见战国时，“河东”一词已经响彻中原。彼时，“河东”一词指的是黄河之东的大拐弯地区，即今之山西西南部，首先应是地理名词，代表一个地理单元，而不是行政区域。实际上，“河东”一词早在春秋时期就已见诸文献，它可能是随着晋国兼并晋西南诸小国和秦国的东进称霸的历史进程才出现的。
众所周知，晋为西周成王“剪桐封弟”的姬姓中原大国，在西周末年平王东迁时立有大功。到了春秋时期，当周惠王元年即公元前676年，晋献公即位后，先后平灭骊戎、耿、魏、霍、虞、虢等国，基本一统晋西南地区。而秦原为位于今甘肃、陕西西部的嬴姓小国，戎狄环伺，生存环境恶劣，遂向东发展，到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送有功，始封为诸侯。历数代，到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任用百里奚、蹇叔等东方人才，多行良政，始强大起来。
公元前650年，晋献公卒，诸子争位。在太子申生自杀，少子奚齐、卓子前后被杀，次子重耳外逃的情况下，夷吾许诺割让“河外列城五”于秦国，才外在秦穆公、内在中大夫里克的支持下入晋即位，是为晋惠公。但惠公得国后，背约不与秦国河外五城，答应给支持自己即位的里克、丕郑的土地也反悔了，并杀了里克，此外还有秦先借粮于晋国、后晋国反而不借粮给秦国等恩将仇报的劣迹，引来秦国讨伐。战争的结果是惠公被俘，于是，“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是时秦地东至河。”此为《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国语·晋语三》则为“是故归惠公而质子圉，秦始知河东之政。”《春秋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述此战的结果为：“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时为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这几处记载是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河东”一词。
那么，“河东”一词最初是否指的是黄河之东，又是否在晋惠公时才出现呢？
从字面上分析，“河东”一词肯定是相对于“河西”而言的。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称：“河东是黄河之东，即《传》所谓'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者，地当在今山西或河南两省境内……成十一年（公元前580）《传》云'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晋郤犫盟秦伯于河西’，则河东、河西以黄河为界，实甚明显。”前引《国语》《左传》《史记》所载，只是说秦国在公元前645年始在河东置官司，并非“河东”一词这时才有。
实际上在此前的晋献公时，晋国就已经占有河西，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既然跨河而据，又有“河西”之称，则必然有“河东”之称。晋献公攻占河西之时间，文献并无记载，我们推测应在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伐灭魏国之后或更晚。
据以上分析，推测“河东”一词的实际出现时间可能为公元前660年至公元前650年间。当然，《史记·晋世家》里关于叔虞封唐还有“唐在河、汾之东”的记载，但那时并无明确的河东与河西的地理比较概念，故而不应被视为确切的“河东”一词的产生时间。
河东郡何时设立？
公元前645年秦国在河东置官司，过了两年（公元前643年）又归还晋国。由于此时秦国还未实行商鞅变法，加之时间很短，故这时秦国的河东地方管理机构还不能称为河东郡。此后晋文公建立霸业，晋国持续强盛，直到战国初魏、赵、韩三家分晋，秦国仍较为弱小，势力一直未能东达黄河边。
一代贤侯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24~前387年），曾任用著名的军事家吴起为西河守，长期占领西河之地。秦孝公（即《大秦帝国之裂变》中侯勇饰演的渠梁）公元前361年即位后，重用商鞅开始变法，秦国强盛起来，迈开向东扩张的步伐。
秦国东向中原称霸，占领河西的魏国就成为秦国的首要打击对象。为了对抗秦国扩张，魏惠王曾在河西修筑长城，据《史记·秦本纪》：“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但是，变法强国后的秦显示出了强劲的进取势头，“（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十年（公元前352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十九年，天子致伯（即霸字）。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此时，为了避秦锋芒，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40年），魏国以安邑近秦，徙都大梁。
但秦国并未停止东进脚步，“（秦惠文君）六年（公元前332年），魏纳阴晋（即今之陕西华阴），阴晋更名宁秦。八年，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十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辖地约今陕西省中北部）十五县。”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以不到三十年时间，将魏国势力全面赶出了河西。同时，又向南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
秦国全面占领河东并设置地方政权，由秦昭襄王完成，前后历二十余年时间，经过了反复拉锯，充满了曲折斗争。据史书记载，“（秦昭襄王）四年（公元前303年），取蒲阪。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即风陵）以和。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与之。十七年，秦以垣为蒲阪、皮氏。二十一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河东为九县。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从上文可以看出，秦国不断地向东攻击，迫使魏国割地求和，步步退让。在秦孝公和秦惠文王时，通过进攻安邑，魏国先后退出西河，迁都大梁。
秦昭襄王时先攻击河东，后又进取河内直至魏都大梁，至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魏国被迫献出河东地区的中心城市——安邑。此时，秦国一改之前的管理政策，从秦地招募人员，以封赏爵位和大赦罪犯的方式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实现对河东的全面统治。次年即公元前285年，设置河东郡，下辖九个县。案《史记·范睢列传》，范睢于秦昭襄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任丞相，此时秦设河东郡已有二十年。可能之前也有几任河东郡守，但这时空缺，故有范睢为王稽请任之举。
当然，也有人认为，河东郡的初设非秦首创，而是延续魏国河东郡之旧置，如乾隆《蒲州府志》即有此观点，杨宽撰《战国史》也沿袭此说。但亦有宓三能等很多学者持反对意见。案魏文侯时曾以西门豹守邺、吴起守西河，其职责如吴起所说，“将三军，……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守西河”，等同于秦之郡守。
但司马迁作为开创一代体例之良史家，曾多次提到秦国设置之郡县，却从未提及魏国有郡一级的设置，其所提西门豹守邺、吴起守西河，皆未称“郡守”。而且现代考古材料表明，“守”字还可能是县守令，不一定为郡守。如江西遂川县出土秦兵器有“二十二年临汾守戈”即是临汾县守所用戈。故而吴起之辈于魏国地方政权之管理，作为“郡守”可能是有其实而无其名。也有人提出，魏国自公元前340年迁都大梁，到公元前285年秦设河东郡，其河东故地的安邑总得有人管呀？不设河东郡，它叫何名？由于史书阙如和文物资料未显，难以考稽。笔者推测，可能魏仍延续旧称，或为安邑守，取春秋时守城之意也。当然，这仅仅为不佞之揣度，并无确切之依据。
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之后又有孝文王、庄襄王短暂为君，至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即位，逐渐荡平关东诸国，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这时，河东郡已设置了六十余年，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方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