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两千年城建史的见证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两千年城建史的见证
2024年12月27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现场举行媒体通报会，公布了该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这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的遗址，不仅是广州古城的核心区域，更是揭示这座城市两千年城建史的关键实证。
遗址概况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地处“广州古城至珠江北岸”地下文物埋藏区的核心地带，自1996年、1998年首次发现东汉、东晋、南朝时期的城墙遗迹以来，一直是广州考古界关注的焦点。2024年1月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越秀区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400平方米。
重要考古发现
此次发掘成果丰硕，清理出从汉代至清代各类遗迹572处，出土文物2800件（套），包括砖瓦、瓦当等建筑构件和礌石、蒺藜等城防用具。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
城墙遗迹
在遗址东部发现了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东汉城墙呈南北走向，方向350°，揭露长11.6米、宽10.1米、残高0.8米，用山岗土夹杂筒瓦、板瓦、陶器残片层层夯筑。东晋城墙在东汉城墙上加筑而成，由墙芯、内包砖、外包砖、散水组成，揭露长28米、宽8.6米、残高1.5米。部分外包砖上模印“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文字，局部用唐砖补砌。
堤岸和码头遗迹
在遗址中部清理了五代南汉时期大型建筑基址和唐宋时期西湖石筑、木构堤岸，并发现疑似码头的遗迹。其中南汉湖岸护堤长29米，湖岸为土壁，自上而下向西倾斜，外侧用石块顺湖壁错缝垒砌9层为护堤，残高1.8米，顶端、外侧面及边缘齐整。护堤西侧为宋代码头建筑，平面近似长条形，揭露长12.5米，宽5.7米，石包土芯结构，两侧用石块顺向包边，中间用红土层层夯筑，自城墙边向西湖水域方向伸出。
明清建筑遗迹
在遗址西部清理了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明代大型居址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在遗址中部发现一段南北向走道，方向336°，清理长约20米、宽3.1米。路面自上而下分属清晚期、明晚期和明早期三个历史时期。清晚期路面用红砂岩条石铺砌，仅北部、中部有零散残存。明代晚期路面保存较好，两侧用红砂岩条石顺向包边，中间用碎砖石平铺地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
历史意义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遗址内的文化堆积多呈斜坡状，东高西低，高差最大可达10米，反映了这一区域从东部古城墙所在岗地向西部古西湖水域的地形变化。
本次发现的东汉、东晋、南朝及唐代城墙是当时广州城的西城墙，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交州刺史步骘于建安十五年（210）在南越国时期建筑基础上重建番禺城时修筑的，或与“步骘迁州”的历史相印证。在包边砖上发现的“泰元十一年”“泰元十二年”纪年、不同时期墙体及附属设施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在东晋包砖上发现唐砖补砌的情况，说明城墙自东汉末年建成后，在东晋、南朝时期不断修缮、加建，并沿用至唐晚期，也说明了东汉至唐代广州城的西界在近700年间未发生变化，同时东晋城墙在夯土墙芯两侧用砖包边的方法，也是我国较早使用砖砌城墙的实例，体现了在南方多雨潮湿环境下的建筑特点，是中国古代建筑考古的重要发现。
城墙两侧的南汉建筑垫土、磉墩及发现的兽面瓦当、脊头瓦和脊兽，说明在五代南汉时期该处经过大规模的平整，应有一组大型高等级建筑。这一发现符合南汉高祖刘岩升广州为兴王府，大兴土木、广建宫室的历史记载，结合遗址西部地层堆积的水域特征和西南侧的药州遗址，该处大型建筑很可能与南汉宫苑有关。
遗址内发现的南汉石护堤、宋代砖驳岸和唐宋时期木堤岸结构，反映了汉唐广州城外的这片水域经过了唐甘溪西支、南汉仙湖和宋西湖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发现的宋代疑似码头的建筑基址，说明这里在宋代可能有一处码头自子城外向西湖内伸出。遗址西部发现的明清时期流水井古道和清代书院建筑基址，反映了明代广州“三城合一”后，这一带经过淤积已成为广州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而这批排房建筑，从结构和布局来看，很可能和清中晚期书院有关，对研究广州古城功能布局和城市变迁有较为重要的作用。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晰了广州古城的发展和变迁，为认识广州古城的结构布局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是广州城市文脉传承赓续的又一生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