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第一大港：广州崛起的历史密码
唐朝第一大港：广州崛起的历史密码
广州作为唐朝第一大港的地位，不仅体现了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更展现了唐朝时期岭南地区的繁荣发展。本文将从多个角度解析广州成为唐朝第一大港的原因，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朝的岭南经营政策、以及广州自身的贸易政策等。
在中国古代海贸史上，东南地区的第一大港口往往非泉即广。而广州的崛起又比泉州早很多，在唐王朝时，已经是中国第一大港，作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枢纽。
海上丝绸之路的崛起
众所周知，船舶的运力，不仅在当代要大于火车与客车，在古代也远在马车和骆驼商队之上。即便海上有飓风大浪带来的风险，但海运比起陆运仍然存在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注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断提升，挤压陆地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非常先进的造船技术，到隋唐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了水密舱技术，能够建造长20余丈，可载客600~700人的远洋大船。隋唐造船技术的提高，影响了很多国家的造船技术，对世界造船技术的发展都有其贡献。
唐朝船舶模型 来源.Pexels
然而如果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可能构建起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从印度到中国就已经有了稳定的航路，东晋义熙七年（411年）到义熙八年（412年），自北方由陆路至印度的取经名僧法显，就曾经乘坐海船从南印度出发，回返中国。然而南印度和南洋当时小国林立，诸国国力贫弱的局面，不足以支持与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海上贸易。
雄踞西亚的萨珊波斯帝国是帕提亚王朝（安息）的继承者，它与中国之间长期有着陆路的外交联系，但这个帝国并不重视航海，其海贸规模有限。而罗马帝国及随后的拜占庭帝国，其航运长期局限于地中海当中，而并不注重印度洋航海。因此，汉朝使节甘英走陆上丝绸之路试图与罗马（大秦）取得联系，就被安息人所阻。
到隋唐时期，西域战火不断，增加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风险。而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古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高，这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在东方繁荣的基础。而在西段，阿拉伯帝国（大食）崛起后，将叙利亚、埃及、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在内的广袤领地纳入版图，拥有了很长的印度洋海岸线，所以很早就有商业传统的阿拉伯人比波斯人更重视航海，热衷于从印度洋向东航行以获得商贸利益。
在唐朝与大食这两大强国共同的航海繁荣下，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性急剧提升，也成为广州港崛起的基础。
底蕴深厚的广州
而广州在唐朝之前，也已经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城市。秦朝平定岭南之后，就把番禺县（广州城）作为岭南最重要的南海郡的郡城。后来秦将赵佗建立南越国，又建都广州。自此，广州一直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东汉时，广州已经是初生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东面最重要的口岸。东汉航船已使用风帆，运送中国商人由海路由广州出发进行贸易，带着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经苏门答腊来到印度，并且采购香料、染料运回中国。
唐宋风帆 来源.Wikipedia
魏晋开始，广州明确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经海南岛东面海域，直穿西沙群岛海面抵达南海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直驶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
到隋朝时，广州已经明确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也即在大唐建立之前，广州已经是一座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
唐朝的岭南经营
岭南地区虽然到唐朝建立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度，但毕竟民族成分复杂，半独立政治实体林立，可谓难安易动，这种割裂局面不利于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唐王朝非常重视对于岭南的经营，首先借助著名的洗夫人之孙冯盎的支持，稳定了岭南的局面。随后又大力镇压打击岭南的俚僚部落势力，通过“开山洞”“开南蛮”“开生獠”等方式，一方面将前代“蛮荒”之地纳入到王朝国家的版图，将蛮獠民众改变为编户齐民，促进蛮獠民众转化为汉人；另一方面又通过析置、分割旧有州县削弱和分化溪洞豪族的势力，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连绵不绝的南岭将中原文明阻隔在外 来源.央广网
在玄宗朝名相张九龄的建议下，凿通了新的翻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由于大庾岭道的开凿所形成的北江－浈水－大庾岭道－赣江－长江而接连大运河而构成贯通南北水运的大通道，从宋元到明清，依然是中国货运的大通道，嘉惠后人，绵延千余年；大庾岭的凿通，也使广州作为对外贸易重要港口的腹地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湘赣等地也成了广义上的广州港腹地。从广州港出入，绕经海南岛东部海域直下南洋，也极大地促进了海南岛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促进了海南岛的开发。
加之著名的灵渠在唐代通过李渤和鱼孟威的疏浚，又出现了“浚决碛砾，控引汪洋，防扼既定，渠遂汹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的景象。梅关古道的凿通和灵渠的疏浚极大拓展了岭南的交通范围。
在唐朝的大力开发之下，岭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为广州的海贸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唐王朝重视广州港对外贸易的国策，更使得广州越发繁华。
按照阿拉伯人的记载，唐朝的广州已经居住着几十万居民，他们“无论贵贱，无论冬夏，都穿丝绸”的习惯让阿拉伯商人大为震惊。那些在西方身价百倍的丝绸，在广州不过是寻常用品，“王公穿上等丝绸，以下的人各按自己的财力而衣着不同”。中国丝绸高度精湛的工艺，更是让这些“老外”目瞪口呆，以至于由衷承认，“真主创造的人类中，中国人在绘画、工艺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娴熟的，没有任何民族能在这些领域里超过他们”。
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梭织丝绸纺织品足以窥探古代精湛的技艺 来源.Pexels
唐朝的广州贸易政策
大唐王朝在广州的贸易政策是非常可圈可点的。当看到“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船，以珍货与中国交市”的盛况之后，唐朝政府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使，掌管海上往来的船舶贸易、接待蕃客和征税。
清朝的广州十三行正是对市舶使这一制度的延续，从中也能一览唐朝广州外贸的繁荣 来源.Pexels
唐政府对外国商人之来贸易，只要是按规定依数交付价值（货税）和官市（官买）之后，就任百姓贸易（私人经营买卖）不加干涉。对此，公元９世纪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佐证，“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艘海商到达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对外国商人进行敲诈，唐朝中央政府还三令五申，禁止对他们滥征各种杂税。
苏莱曼还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一带）的商人，在伊拉克采购了大批货物来到广州交易，与唐朝宦官发生了一场纠纷。宦官也就是俗称的“太监”，其职责原本是在宫中服侍皇帝。但从开元年间以后，宦官经常被派到各地充任监军，其中在广州任职者又往往担任市舶使，称得上是权势熏天。在象牙和另外一些货品的交易上，那位呼罗珊商人与宦官发生了争执。商人拒不出卖，宦官竟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拿走了。谁知那位倔强的商人并不罢休，悄梢地从广府起程，花了两个多月来到长安告状。
唐帝国权力中枢大明宫 来源.纪录片大明宫
按苏莱曼的说法，此时，如果呼罗珊商人取消控告，要被罚五十大板，再遣送回广州；如果坚持上诉，就要直接面君，并相应承担掉脑袋的风险。呼罗珊商人选择了后者，于是他被押到皇帝面前。好在经过调查，皇帝证实呼罗珊商人所讲属实，于是那个贪婪的宦官被召回，免去职务，没收财产，并派去管理墓地。这样的公正处理不能不让苏莱曼感叹，“往时中国在行政上的卓著成效”以及“中国人打心底里尊重法制”，自然也使得唐代的广州成为海外商人趋之若鹜的地方。
来源.大明宫国家遗址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