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究公子扶苏之死，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
如果细究公子扶苏之死，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
公子扶苏之死，不仅是秦始皇长子的个人悲剧，更是秦朝统治理念冲突与权力传承困境的缩影。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扶苏的生平、谏言及其最终结局，揭示了法家统治下权力与人性的深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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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作为秦始皇的长子，公子扶苏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引起后世评述颇多。苏轼《东坡志林》云：“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 认为扶苏死于对秦始皇的仁孝之心。而明代张居正则说“扶苏仁懦”，即使继位成功，也不能挽狂澜于既倒：
“假令扶苏不死继立，必取始皇之法纷更之，以求复三代之旧，至于国势微弱，强宗复起，亦必乱亡。”
尽管后人意见不一，但在司马迁的笔下，扶苏的生命轨迹相对简单。一是因为劝谏而被父皇放至军中，二是在秦始皇驾崩之后被迫自尽。然而，在波澜壮阔的秦汉易代之际，扶苏却被屡屡提及，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时代风向标的意义。
自从扶苏死后，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他的死亡成为了一个精神事件，在社会民众心目中造成了强烈冲击，陈涉密谋造反，便以扶苏为号召，“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扶苏在社会普通民众之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这样一位 “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皇室嫡长子，何以有此不幸结局？除宦官赵高、廷尉李斯等人的蓄意设局之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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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之名应该来自于《诗·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在此“扶苏”有“芳草嘉木”之意。同时，“扶苏”亦有“兵车藩盾”之意。《周礼·夏官·司戈盾》：“及舍，设藩盾，行则敛之。”郑玄注：“藩盾，盾可以藩卫者，如今之扶苏与？”
由此可见，秦王嬴政对自己的长子期望殷殷。
扶苏与秦始皇之间的直接冲突是在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是年，侯生、卢生求仙药未果，讥始皇帝“刚戾自用”、“贪于权势”， 始皇大怒，“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于是“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扶苏劝谏坑儒之事，是其“北监蒙恬于上郡”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 扶苏与秦始皇冲突之产生并不始于此，《史记·李斯列传》 载：“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 上使监兵上郡。”陈涉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可见，扶苏在此之前已经因“数直谏上”而引起始皇帝心中不快，坑儒之事只不过是秦始皇数次积聚的怒气的爆发罢了。
扶苏此前所谏为何事，史无记载。但考察秦始皇之所为，乃有销兵、巡游、求仙、焚书、大兴土木之举，所谏当与此有关。再来看扶苏就坑儒一事的观点：“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即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诸生“皆诵法孔子”，若“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即害怕引起天下尤其是知识群体的精神和心理恐慌。
由此可见扶苏之为政倾向， 一为集黔首以安天下，二为容孔子以抚士人。这自然同秦国六世以来的治国纲领发生明显冲突。秦自商君起，“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 信奉人性本恶，以力兼人，并得以扫六合、并天下。在此大环境下，一则事决于法已成惯例，渗入秦人上下之血液骨髓， 改弦更张绝非朝夕之功， 无论世变如何，时代的车轮总会保持强大的历史惯性；再则，法家对人主之“术”、“势”的强调，自然不容许其神圣权威受到一丝的挑战，更何况秦始皇作为一代雄主，为人“少恩而虎狼心”，权力欲望极强。于是当扶苏逆龙鳞直谏之时，就已经注定了他将被发至边军的命运。
这是父子之间的冲突， 也是排他性的皇权受到挑战时的本能反应，还是儒法政治思想冲突的现实显现。
当然，这次冲突以“为诸生言”的扶苏的失败而告终。但或许正因如此， 扶苏在知识分子和民众群体中博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广泛的同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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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一决于法”的秦国，带有明显儒家色彩，表现出“仁懦”的扶苏看似一个异数，其实不然，原因在于：
其一，秦起自西鄙，文化传统较东方诸国落后，对于东方文化，不能深刻消融并化为己有，仅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之。但东方文化始终存在，于是“良以秦人对东土文化，虽抱歧视之念，然终不得不降心以相就。”在此东西文化相较之大势下，六国文化在秦国始终有一定的存在空间。
其二，在天下一统之后，儒家复古封建主张， 作为新王朝统治方案的选择之一，在秦廷上下具有广泛影响。“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从丞相到群臣皆以封藩置王为便。虽然此提议被秦始皇否决，但此种思潮绝不会就此湮没无闻。
实际上，秦统治上层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甚至在始皇驾崩、赵高游说李斯时，还说胡亥“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而胡亥更是认为自己继位是“不义”、“不孝”、“不能”的“逆德”之举，这些论调分明都是活脱脱的儒家口吻。由此可以断定，在秦廷内部对于子弟的教育，并不是单纯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是采取杂而取之的全面教育思路。
实际上，秦始皇在完成对六国的统一后，对于国家的施政纲领一直在探寻之中。尽管整个帝国依然在法家的治国轨道上运转，但是可以看出，至少在思想文化领域， 已经有了兼取杂糅的趋向， 这一点在《吕氏春秋》中已见先声。此外，秦始皇多次巡行、封禅、 求仙，“显示出他寻求与大一统国家相适应的宗教形式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巡行, 具有精神探索的性质, 是精神之旅。
就在逐斥扶苏之后的最后巡行中，秦始皇于南海刻石，除了宣布威德之外，亦有“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这样带有鲜明儒家礼教色彩的话语。
当秦始皇逐渐从统一六合的巨大狂喜和自负中清醒过来，数次天下巡狩的所历、所见、所闻，包括各种灾异，对他不能不有所触动。顾炎武说：“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 亦未之深考乎！”
诚如我们所见，秦帝国中，儒者不但代表一股言论的力量 ，并在一定程度上，曾影响了秦帝国的社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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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扶苏之所以被逐斥，根本原因还是统治者的“帝王心术”。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 奖励耕战，“燔诗书而明法令”，强化中央集权，国力渐强，最终成为战国纷争时代的终结者，法家思想功不可没。然而法家以人性本恶否定德行，强调尊君集权和人主之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其动机虽在于事一决于法，人主但行刑德二柄，南面垂拱而治，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人君要求极高。人主既行六反诡使之术以御臣下， 臣下则呈媚惑饰邪之能而匿其私，“上下一日而百战”，若人主才具有缺，则不免为臣下所制。
从这个立场出发，秦始皇对人主之神圣权威的捍卫可谓不遗余力，从帝号的称谓（皇帝）到国家政权的组织方式（郡县还是封建），均进行了认真讨论。这既是对自己功业的认可和巩固统一政权的需要，也是君主的“势”大为扩张的需要。秦始皇作为开创不世功业的千古一帝， 其政治经验和驭下之术可谓炉火纯青，因此，在其当政期间，国家政权能保持相当的稳定性和强大的扩张性。
然而在一人专制的中央集权之下，皇权的传承始终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一旦所寄非人，不世功业将转眼化为乌有。因此对于太子的选择必须慎之又慎。从史书的记载来看，秦始皇在位数十年，一直没有建储，即蒙恬所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胡亥成为太子乃是秦始皇驾崩后赵高等人的矫诏，“於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
秦始皇为何未能建储的原因应该比较多， 其一是其春秋正盛，精力亦好，批阅奏章通宵达旦，可谓勤勉。又遍遣燕齐方士访求仙药，以求长生不老，建储之事或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之内。他的死亡应该属于突发事件，乃是出巡途中“至平原津而病”。二则若早立太子，有可能引起诸公子相争，影响政权稳定。
二世胡亥即位之后，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之事。事实上，诸公子中亦有可堪之才。如公子将闾，进退有度，“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公子高深得始皇宠爱，“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 最后，秦始皇未建储应与法家人君之术有关。尽管韩非子也非常重视太子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曾经提出过“备危恐殆，急置太子，祸乃无从起”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法家尊君抑臣，对权力有强烈的垄断性和排他性，绝对不允许朝堂中有其他（即使是潜在的）权力中心的出现。
韩非子将“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的“八术”命名为“八奸”，可谓深毒之论。
但是相关迹象表明， 秦始皇应属意于遭贬斥而为北地监军的长公子扶苏， 在其临终前，“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赵高谓胡亥：“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 胡亥对此也表示认同：“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可见，秦始皇发玺书于扶苏，并非仓促决定，实乃深思熟虑之举。既如此，其怒贬扶苏于北地军中也不应以一时冲动而简单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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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自少年而为一国之主， 处于权力顶端三十余年，期间所目睹亲历宫廷权斗，不知凡几。仅见于记载的：八年，王弟长安君反；九年，长信侯嫪毐“欲攻蕲年宫为乱”；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
以此权力心态出发，将公子扶苏发至军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便有使其远离政治漩涡中心，以求保全之意。
另外，秦行商君之策，奖励耕战军功。因此，军队在秦国政治中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当时秦军中声望素著者，莫如蒙氏。“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秦始皇遣扶苏来此监军，其有交接军将之意甚明。无怪乎赵高说李斯：“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长子刚毅而武勇， 信人而奋士， 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於乡里，明矣。”
当扶苏以“诸生皆诵法孔子”而谏秦始皇时，很难揣测始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心底波澜。但近似的一幕在一百五十年后重复上演，汉元帝为太子时曾谏汉宣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的回答一语点破君主政治的玄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
由此上溯逆推，是否可以认为，秦始皇是出于同样的动机而放长公子于外，“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砥砺其政治才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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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认为“扶苏仁懦”，恐言过其实，赵高“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判断或许更为接近扶苏的本来面貌。在扶苏身上，春秋贵族之风尚存，这在迷信诈力、上下相疑的法术社会中已时过境迁，其悲剧之结局早已注定， 并在专制社会体制下一幕幕地重复上演。
一项政策，如果涉及权力的承继与交接，就很容易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敏感与警觉，将它与权力之争联系起来，进而成为一个路线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斗争到最后，政策与主张究竟是谁对谁错，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权力的强弱，以及最终权力交接的结果。
古者如是，今者如是，代代皆然。